“纠结”成了生活方式:困扰当代中国人的8大纠结

　　其六，身份尴尬：人民与公民的纠结。

　　理论上，“中国人民”很自豪、很吃香。但去人民政府部门办事，可别把“为人民服务”口号太当真。虽然“工人农民”一直是“人民”中知名度、美誉度、忠诚度最高的群体，但现在“人民”早已不敌“人民币”了。“人民”在现实社会中，常常遭遇特权掠夺，强权欺凌，分配不公，福利不彰，有冤难申，有理难辨，有屋难保。

　　在当下中国社会，“人民”总是被冒用和替换，成了一些人手里的“万金油”。媒体上刊登一些官员发言，仍然会出现“人民答不答应，人民满不满意”的用语；评出“公仆”，又说是“人民满意的十佳公仆”。拜托“公仆”大人，请告诉我，“人民”里面包括我吗？

　　“人民”是一个集体名词，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体都无法称为人民，因此极有可能出现“人民缺位”的局面；人民的概念具有强烈的感情和道义色彩，而且其资格往往是由国家（政府）根据个人的政治表现来认定，难免带有主观随意性，这样便极有可能把对政府或政策持有异议的人从人民的范畴中剔除出去；人民的概念“潜在地蕴含了这样一个前提：有一部分社会成员是坏的，处于人民的对立面。这一“有罪推定”的逻辑，为国家的横暴权力提供了借口。其结果，是伟大的人民很容易向卑微的臣民转化。

　　“人民”这个词往往和“革命、专政”连在一起，可能是暴力的；“公民”常常跟“维权”连在一起，是非暴力的。“非暴力”是法治社会、公民社会的关键词。 “人民”具有排他性，人民民主专政是以一部分人的牺牲为前提；公民社会是讲宽容、互爱、志愿精神、礼貌、非暴力的。在现代文明社会，一个人的法律身份远比贴上一张政治标签重要。

　　近两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腐力度空前。打大老虎，民心大快。可细琢磨，我们着实悲哀，因为我们一直是冠名“人民”的兔子，抬着一群老虎。老虎相斗，值得兔子们高兴吗?真正值得高兴的，是应该把所有权力的老虎都关进一个叫“宪政法治”的笼子，让法律成为打虎棒。

　　裙带政治是非民主国度的权力常态。得势，鸡犬升天，不可一世。失势，株连九族，一网打尽。如何制衡裙带政治？让人民退休，让公民上岗，让选票驯服权力，让中国成为一个没有老虎的民主国度。

　　其七，制度磨合：人情与法治的纠结。

　　外国人评论我们：“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捷径。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就来自于与努力工作和牺牲。在中国，人情高于法律，导致一代又一代人在徇私枉法、贪赃受贿的社会不公正和法律不公正中互相效法模仿，徇私枉法成为中国人的传统。”

　　这也许是一种偏见，也许是我们国家的过去式。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法治建设一直不停步。习李新政以来，反腐无上限无禁区，司法改革亮点多多，不动产登记制度全面推行，党政权力不得干涉司法成为制度。习总提出，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我们反思：中国“人情高于法律”的传统哪里来？中国怎样更好更快迈向现代政治文明呢？

　　我认为，专制体制与民主体制都是人类社会的管理方式，对应一个国家不同文明发展阶段，无所谓高下优劣。基于农耕文明的传统社会，专制有更多合理性与优越性。而基于工业文明的现代社会，民主有更多合理性与优越性。这个原理，超越了流行政治学里的民主、专政之争，也解释了民主体制为什么在发达国家熠熠生辉，而在一些落后国家乱象百出，因为这些落后国家大多数社会群体仍处于农耕文明。

　　当下中国正从农耕文明过渡转型到工商文明，处于农耕文明、工商文明、信息文明共存的特殊历史阶段。广大农村还落后，但大多数城市经济富裕，中产阶级已经形成，专制已不适合这些发达地区社会管理。中央垂直权力体系容易导致大量腐败，激化转型时期大量社会矛盾，使市民缺乏主人翁意识和尊严感、公平感，幸福指数下降。

　　农耕中国是情大于法的人情伦理社会。农民遇事，首先找靠山、寻熟人，怕吃亏。遇到纠纷不选择司法而选择调解，是因为双方一旦打官司，就一辈子为仇，甚至世代为仇了。这是农耕文明的血缘文化使然。农耕文明社会秩序建立在封建王法和人情伦理上，引入现代民主制度不一定和谐。中国农村政权普选已经搞了很多年，利弊共存。由于缺乏民主体制的工商文明土壤，乡镇以上政权组织腐败成风，不少选出村官不贪即黑，还浑浊、败坏了原本纯朴的乡村民风。每到村官选举，村里各派系弄得反目成仇，鸡飞狗跳。

　　中国民主化试验田不应选择农村先试，而应选择工商发达城市先行。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沿海发达城市工商文明已趋于成熟，规则意识、法治思维、公民文化渐次彰显，为民主体制创造了必要、充分的良好社会条件与基础。在城市化成熟的地方继续实行自上而下专制，不符合城市社会文明进步规律。

　　因此，中国可以象搞经济特区一样，在沿海发达城市先搞民主政治特区，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尤其是深圳、上海这些移民比例高的城市，最具民主体制条件，可先搞市长一人一票直选。试点成熟以后，再在其他沿海开放城市展开，在若干年后全国展开。从经济特区到政治特区，再到全国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建立，是中国现代政治文明之路径，避免中国社会剧变、付出惨痛代价而成功走向现代民主化。

　　其八，现实困惑：面子与里子的纠结。

　　官员背后都有一个《红楼》，权贵子女全部《西游》，地方政府正在上演《三国》，老百姓们只能酝酿着《水浒》了。

　　过去的中国人从来没有过当家做主的感觉，这个国家只是别人的私产。咱不过是别人的奴隶，所以没有必要替别人去珍惜什么东西。人们只会爱惜自己院墙之内的东西，对院墙之外的东西，同样的人们却有着旺盛的破坏欲。路灯虽然并不碍自己的事，但是一定要打坏；漂亮的广场，可以毫不心疼地弄脏；虽然一家只得到了一块砖，但雷峰塔也一定要倒掉。

　　网上有一段精彩的话，给我们现实的素描：我们鄙视“拼爹”，却又“恨爹不成刚”。我们讥讽一夜暴富，但私下里又喜欢买彩票。我们恨贪官，却又想“当官发财”。我们看不起“富二代”，但结婚时又想着“傍大款”。我们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起事来却忙着找关系。我们痛恨收礼的，却盼着别人收下自己的礼。我们痛骂“炒房团”，可一回头又四处找寻炒卖的机会。我们鄙视崇洋媚外，却又总是偏爱国外品牌。我们痛恨“潜规则”，却又希望自己是“潜规则”的受益者。我们抨击不良价值观，但又是不良价值观的实践者。

　　正如亚瑟.史密斯，一位着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