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伟大”、“神奇”、“奇迹”有关的一切西方赞美，是中国人最爱的一粒春药、大力丸和致幻剂。中国人孜孜不倦地从诺贝尔文学奖、奥斯卡奖中寻找到哪怕一丝中国味道，都会放大咀嚼，常年往复，乐此不疲。“诺贝尔奖获得者是我们学校的女婿”，这种祝贺标语也只在中国校园才有的奇观。每一块用血汗浇灌出来的金牌，每一张在国际××大奖赛上获得的证书，每一个站在国际舞台上的黄色面孔，都会被焊上显著的“中国”烙印，无论他们的成功之路是否与中国有关。
中国人爱写《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中国很高兴》自愚自乐，以为中国成了股东，不用再为世界打工，站出来很硬。但面对现实世界时，却是另一副自甘堕落的面孔。“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
我们热衷在国外大包小包抢购奢侈品，土豪做派背后其实是灵魂的自卑。在国际航班大打出手，在泰国名胜脚踢古钟，在日本街头随地小便，在欧洲餐馆高声喧哗，在下榻酒店违规抽烟，我们中国人的各种陋习依然那么任性。
韩国纪录片《超级中国》高分贝赞美我们。韩国网民看完节目后，对中国发展刮目相看。我们自己却纠结了：夸得太过，“五毛”都不好意思看。
自豪的中国人说我们经济总量居世界前列，自卑的中国人说我们人均水平很落后。自豪的中国人说我们军事实力越来越强，自卑的中国人说我们“老朋友”越来越少了。自豪的中国人说北京APEC礼花是世界最美，自卑的中国人说我们还有许多穷人，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当自豪与自卑交集在一起，我们又纠结了。
其四，信仰迷茫：无神与有神的纠结。
我们有信仰吗？美国兰德智库用三段话评论我们：
“中国人没有自己的信仰，导致自我泛滥，缺少约束，缺少统一的精神支柱，他们没有统一规范的道德意识和真理意识，每个人只相信他自己。中国人只在乎他们自己和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
中国是无神论国度，大多数人接受的是无神论者教育，蔑视宗教信仰，把宗教信仰当做迷信，精神领域没有共同的凝聚和约束。大部分人，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其实质行为上却是泛神论者，在中国，拜鬼现象非常普遍。
由于缺乏信仰，中国人没有罪恶感，没有亏欠和内疚感，只要犯罪不被知道，就是无罪，这导致中国人心存侥幸。同时在内部矛盾分歧时，尽显人性的残忍和冷漠。纵观中国整个历史，最残忍的争斗和屠杀都来自于他们内部自己。”
兰德智库是否客观，我们扪心自问。
我们很多人不是敬神，而是求神。敬神与求神，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敬神有敬畏，由敬畏而反省、修身；求神是为己，信仰不入肺腑，只为满足私欲。中国寺庙吹嘘“有求必应”，庸众信徒烧香拜佛奉行实用主义，你灵我就信，你不灵就滚。
当代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是无神论，把众神推下去，再把自己扶上来。文革十年砸烂了传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放纵了物欲。而今，官方信仰的理论漏洞不少，传统文化已支离破碎，寺庙道观纷纷掉进钱眼，教堂十字架不能太高大，伊斯兰教总令人忐忑，普世价值又拒之门外。官方信仰的教条化、社会信仰的空洞化、私人信仰的功利化，我们中国人始终迈不过去的，并非头顶三尺神明，而是“权钱”两字。
国家信仰重建是最根本的，否则任何先进制度都走不远，任何一个群体的人都不会真正幸福。但我们国家经历得太多，各种东西都打碎过了。多少年来，忽左忽右，忽上忽下，不知所从。如果说，信仰挂靠经济发展，市场总不稳定，利益总是难满足；信仰挂靠行政权力，权力却不很权威；信仰挂靠文化传统，文化却在产业之中被消费；信仰挂靠民族主义，却成一把双刃剑；信仰挂靠宗教，宗教却又不主流；信仰挂靠普世价值，那是“寻衅滋事”。
那我们信仰什么？
当“权力民主化、信仰社会化、法治常态化、宗教自由化、生活方式多元化”成为现实时，或许我们就明白心中的信仰了。赵启正先生说：具有了真正的良心、灵魂与精神，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才会建构出值得信任的国际形象。
其五，人格分裂：真心与假意的纠结。
中国历代君主专制是不断演进的，结果导致国民性不断退化，权力不断压缩，社会不断退缩，人的精神不断被扭曲。著名学者吴稼祥在《公天下》认为，中国规模太大，这么大规模的国家，对稳定、安全有需求，所以这个国家有专制偏好，有中央集权偏好，有大一统偏好，有崇拜偏好，崇拜从大一统开始。在这种条件下，民族性格的窒息越来越厉害。
专制主义不愿也不敢从选票中寻求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故而诉诸于暴力、欺骗和洗脑。儒学，因为契合着统治者的这种需要，于中国实现中央集权后不久的汉武时代，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儒学与权力的结合，开启了洗脑时代。
儒学给中国人设定了具体的极高道德标准，要求人人成为忠孝仁义的道德圣人。这是一种很难达到的做人标准，怎能人人为圣？于是大家心照不宣，表面一套，背地一套。“显文化”和“潜文化”并行不悖，融为一体。“显文化”是孔孟之道，冠冕堂皇，摆在台面却行不通；而“潜文化”包括厚黑文化、痞子文化、犬儒文化、游民文化、拜金拜权文化，难于启齿却暗中通行。于是乎，一个分裂的人格诞生了。
专制社会常态是，政客相残，文人相轻，商人相骗，艺人相妒，草民相贱。很少有公平竞争的时候，能够爬上高位并且站稳，大都不择手段。他们害怕别人也不择手段竞争，就祭出圣人一套道德标准。他们自己是不相信的，但装出很相信的样子。上行下效，一个统治集团的人格分裂就开始了。
中文里“两面派”有着丰富、生动的形容词，如两面三刀、表里不一、阳奉阴违、口是心非、言不由衷、口蜜腹剑、笑里藏刀，还有如“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既当婊子又立牌坊”、“满嘴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白天是教授，晚上是野兽”、“台上孔繁森，台下王宝森”。文革时期，伟大领袖扼杀了国民独立思考的能力，中国人陷入背诵语录和复制语录的洗脑时代，“假大空”加剧了人格分裂。我们一边仁义道德，一边男盗女娼；我们台上反腐败，台下搞腐败；我们对别人是马克思主义，对自己是自由主义。
只要官方掌握道德的话语权，洗脑就不会停止。只要洗脑在继续，我们的人格分裂就一定会永远存在下去。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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