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非正常死亡”:有人被脱光放入冰桶中闷死

　　应对与干预

　　“如果自杀官员确实如媒体报道，将自杀当作解决自己及家人贪腐问题的方法，那么相应地，有关部门应提供其他应对问题的选择，令官员清楚明白：如果自己或家人负有法律责任，自杀并不能抹杀法律责任；如果自己或家人原本清白，也有希望可以循正规法律途径解决危机。”叶兆辉说，在香港若有自杀发生，在死因不清晰或有疑问时，通常会送往死因庭接受调查。死因裁判官为司法人士，有权命令警方调查死亡个案，并对死因进行公平、公正的研讯

　　同样不可知的，是官员非正常死亡的真实数字。可以肯定，被公开报道的案例只是部分。

　　对99个案例的统计显示，大部分案例在被媒体获悉后，有关部门会向社会或媒体公开证实，还有少数案例官方会主动通报。不过，仍有18个案例的公开材料看不到官方部门的公开回应（消息来源是知情人士）。

　　叶兆辉认为，从专业人士角度出发，通常并不鼓励报道自杀新闻，因担心引起模仿效应。但当自杀涉及社会广泛关注的公共人士，关涉社会公共利益时，公众的知情权应受到保障。如有涉及官员贪腐问题，通常会循法律途径解决，媒体亦需尊重法庭的审理规范。

　　相关案例显示，对于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部分地方政府已能适应以新的技术方式回应社会。除了传统的渠道，如向官方媒体发布通稿、举办新闻发布会外，有些政府部门会比较及时地通过官方微博、政务网站发布有关权威信息。

　　这其中，发布主体也呈现出多元化：有些是非正常死亡官员所在的单位或办案部门发布消息，有些是当地政府办公室或宣传部门统一回复，有些则是当地警方发布。

　　不过，发布的内容较为简要，通常表述“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但无后续公开。除少数案例确已被纪委立案或进入司法程序外，官方的回应或证实很少明确其本人或同事、家属等是否卷入违纪或涉腐调查。因此，个别官员自杀后即便被官方证实患有抑郁症，但仍难以消除其涉嫌腐败的传闻。

　　据齐杏发观察，对官员自杀，官方倾向于低调处理。“如自杀官员可能涉及腐败窝案、串案，深入调查会牵涉到其他人，更不愿主动选择公开，其影响就是助长官员利他型自杀。”另外，一些官员自杀后，不再被追究违法违纪问题，有关财产也可能因此得到保全。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则认为，贪腐官员选择自杀，是因自杀带来的收益超过了自杀成本。一旦发生涉贪官员自杀事件，有关政府部门希望风险最小化，大事化小。“如果如实披露涉贪情节，可能牵连更多官员，导致人心惶惶。”

　　聂辉华认为，这与当前纪检监察体制缺乏足够的独立性有关：“如果纪检监察机关是独立办案，当地党委和政府不能直接干预，自然就难以掩盖真相。”

　　“如果自杀官员确实如媒体报道，将自杀当作解决自己及家人贪腐问题的方法，那么相应地，有关部门应提供其他应对问题的选择，令官员清楚明白：如果自己或家人负有法律责任，自杀并不能抹杀法律责任；如果自己或家人原本清白，也有希望可以循正规法律途径解决危机。”叶兆辉说，在香港若有自杀发生，在死因不清晰或有疑问时，通常会送往死因庭接受调查。死因裁判官为司法人士，有权命令警方调查死亡个案，并对死因进行公平、公正的研讯。“通常社会公众会尊重死因庭的调查结论。如果涉及政府官员，政府也通常会依照死因庭的结论作出回应。”

　　对此，任建明称，在新加坡1986年发生的因被调查而自杀身亡的国家发展部长郑章远案可供借鉴。郑章远因涉嫌受贿被调查，其予以否认后自杀，之前写信给私交不浅的时任总理李光耀。之后，郑章远家属还向李光耀提出，为保全名誉请求验尸庭不对尸体进行研审。但是，新加坡国会最终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对此事进行调查并公开结果，还推动修法，如涉嫌贪污的官员去世，一经查实，其名下资产超出正常收入来源的部分仍可视为贪腐所得，法院可判决罚没因贪污获得的收益。

　　与之类似，北京市委原常委、北京市原副市长王宝森，因经济犯罪案发于1995年4月自杀。当年7月，中央纪委查明，王宝森在任职期间，滥用职权，大肆侵吞、挥霍、挪用公款，腐化堕落，决定开除王宝森党籍。中央纪委称，王宝森贪污公款25万多元人民币、2万美元；挪用公款1亿多元人民币、2500多万美元，供其弟、姘妇及其他关系密切的人进行营利活动，造成1300多万美元的损失等。

　　有关王宝森案涉案资产的处理并无公开，相应的修法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时才真正进入立法层面，并于2013年起实施。新法明确，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或者死亡，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检察院可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截至目前，在司法实践中，贪官死亡后遭没收财产的仅有一例：2015年1月，江苏南通中级法院裁定没收南通市房管局原局长陈西非法所得711.25万元。陈西在取保候审期间死亡。

　　聂辉华认为，新条款的适用面临两个难题：一是涉贪官员自杀后，线索可能中断，造成证据链不完整，证据不足，法院难以没收其违法所得。二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死者为大”，一般不会对死者穷追猛打。因此，有关部门应该向社会如实公布官员自杀原因和相关案情，彻底堵上自杀者“死后一了百了”的侥幸心态，不能隐晦地以“健康原因”遮掩。另外，反腐调查应规范化、透明化和制度化，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杜绝冤假错案。

　　那么，如何对官员自杀进行干预？许燕教授认为，应从影响官员压力的自变量入手，净化政治环境。目前，中央已经提出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不过，重构政治生态之路“艰巨繁重”。在具体改革路径上，应简政放权、改革选人用人体制、加强公务员职业素养的教育、提高公务员工资等。

　　“核心在于建设廉洁政府。不少官员本身也不想腐败，但环境诱使其腐败。至少从我的公务员经历而言，大多数公务员不希望处在腐败圈，安全才是第一位的。当人人都不能腐败，对公务员自身是最大的保护。”齐杏发对《财经》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