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的“心病”
问题官员非正常死亡之外，当事人“抑郁”成为官员自杀事件发生后官方通报或媒体报道中的高频词。
据《财经》记者统计，在48例非正常死亡案件中，官方通报或媒体提及了初步调查发现的可能诱因。其中“抑郁”出现29人次、1人次患有焦虑神经症、6 人次精神不佳或经常失眠；11人次身体患有疾病或者身体不好；1人次因借贷无力偿还；3人次因家庭不幸；3人次因工作压力大；1人次在遗书中称“百口难辩”“太累了”。
99例样本中，经官方公开通报或证实发现遗书的有15例。遗书中也多提到抑郁或患病，如“抑郁难忍，先走了”，“病治不好，痛苦难忍”；也有表现失望、绝望者，如“勤勤恳恳，一事无成，工作压力巨大”，“我一个办事员，领导怎么说，我就怎么做，那些材料领导都过了目，认同了的，到现在却要我说清，百口难辩，硬是要我承担责任，我没办法！做的要死不讨好，想不通！”也有明确为他人开脱者，“我的死于（与）任何人无关”，“我的死没有受到任何外力的影响，完全是自我选择”；也有人担心自杀后陷入涉嫌违纪违法的传闻，在遗书中称“我没有做一件对不起组织和违反法纪的事”等。
许燕认为，这并不排除有些人为保护自己及亲属等，在遗书中对自杀诱因避重就轻。
叶兆辉认为，具体到每一宗自杀事件，原因都是复杂的。从人口大范围看，一般中年人士的自杀风险因素包括严重的精神疾病、失业、欠债、离婚等；从《财经》记者整理的案例看，“某些自杀的报告患有抑郁症等精神疾病。有些案例据报道在自杀前曾接受调查，甚至面临被免职、追究行政或者法律责任的危机，这些危机可能加剧他们的自杀风险。”
在他看来，自杀行为本身不是简单的经济利益计算，其背后心理因素包括绝望感、无助感，认为自己的存在没有价值，死亡或许成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在做自杀预防时，一直强调要破除人们的一种误解，即误将自杀当作解决困难或危机的方法。”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齐杏发曾对官员自杀进行研究，并有任职公务员两年多的经历，对官员有广泛的了解，接触的人中“不乏个别现在已经自杀的官员”。
齐杏发说，问题官员的自杀与高压反腐有一定关系，“但目前官员自杀的主因是忧郁型自杀，长期患有精神疾病，最终走上自杀道路，倒不一定是东窗事发时才自杀”。他认为，近两年多来，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说明公务员群体的精神处在高度紧张状态，有相当比例的公务员有不同程度的精神问题。“这既表明反腐在实质性推进，也表面官员的生存状态亚健康。”
“从心理学角度讲，自杀背后还是压力问题，只是个体的压力源不同。”许燕说。她长期研究职业人的心理枯竭与心理健康、领导干部心理特征与测评等，曾围绕工作压力和心理调适的主题多次给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官员讲课。
许燕称，包括官员在内的人的压力主要来自外部因素，即使是抑郁症患者也有前因。这些外部因素包括：当前中国社会环境比较严峻；贫富差距拉大；对职业和环境没有掌控力，失望感、绝望感加剧；人在满足生理需要之后进入马斯洛理论中的安全层次的需要阶段，但很多人缺失安全感。这其中，尤其是反腐加速后，鼓励对问题官员举报，一些官员的安全感更加丧失，“听说有官员得知被谈话，就跑向窗户，但幸好被及时拉住”。内部因素则是人对压力的承受度有个体差异，遇外部刺激后，心理脆弱者会导致心理崩溃，极端者自杀。
“一般情况下，人的压力73%来自工作，中国官员的压力又和公务员制度的运行机制有关。”许燕分析，中国官员层级鲜明，官员权力距离指数较高，这意味着上下层级观念较强，官员不能越位。
另一特点是，国家权力与领导体制在实际运行中，对官员更强调人际取向，而非任务取向，即在提拔官员时，更侧重人际关系。“目前，腐败窝案、串案多发，官员拉帮结派、官商结合。也因此，中央纪委要求严查买官卖官在内的选人用人腐败。”
另外，与其他职业的不同，官员可选择的退路不多。“官员的理想目标是步步高升，一旦仕途不顺，前景迷茫，对未来不确定，更会导致个人生命价值感低落。庸才上去了，但承担不了工作，有压力。能者对职业无望也有压力。”许燕说。
齐杏发也认为公务员内部的政治生态需要改善。“在一些企业靠个人能力说话，人员能自由流动，个人晋升发展基本上不受制于他人。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态。但目前公务员系统的运行，离这些差距太远。”
官员职业的特殊性，又使得他们不会主动寻求外界帮助和心理疏导。因工作原因，许燕经常接触官员群体，也接受一些咨询。官员群体给她的总体印象是比较封闭、心理自我防御性较强。
在许燕给政府官员讲课的课堂上，不乏一些听了多次还要再听的人。分析面对外部环境时，她会提及因压力导致的后果，但基本不讲官员自杀的案例。在 2009年之前的一次讲课中，她曾提到官员自杀事件，“有听课的干部比较敏感就提出不要讲自杀，但也有人当场就反驳讲讲无妨”。还有一次讲课时，听完她分析的负面环境因素，组织单位的负责人反馈称“不要讲太多负面内容”。在随后的第二个班授课时，她过滤掉了负面环境的分析，“但听课的干部们就反映为什么不多讲讲社会现实”。
据她观察，现在的情况稍好一些，“这与当时整个社会对压力和自杀的认识度也有关系”。她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做相关研究时，不提压力而是使用“职业枯竭”，“2000年之后，国内才开始接受工作压力这个词”。
即便研究多年，许燕也很少针对官员压力做实证分析。她曾经对官员做过一次有关压力的问卷调查，发现回收的问卷真实性有限、无效问卷较多。“他们会朝着社会赞许的方向回答，即回答一般认为对的答案，而非自己的真实情况。”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在授课时讲到压力的特征时，“他们会说这些我都有，但给他们的测试却看不出来”。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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