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曾收到一封伪造“毛泽东叛变投敌”的信

　　富田事变发生之际，红三军团正驻在于都的东山坝，总前委驻在黄陂，两地相距六七十里。此时敌军已分路进入苏区边境，红军正面临打破敌人“围剿”的严重形势，三军团处在一个关键地位。

　　身为三军团总指挥的彭德怀正在考虑如何打破这种危险局面，1930年12月中旬的一天半夜，红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突然收到一个不知姓名的年轻人交给彭德怀的一份材料，其中有毛泽东给古柏(毛的秘书)的信。信内要古柏在审讯“AB团”时进行逼供，把彭德怀打成“AB团”。

　　信后另附近万字的《告同志和民众书》，上面写道：“党内大难已经到了，毛泽东叛变投敌了”，要“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彭德怀边看边对周高潮说：“送信的人呢?”周说：“在外面。”彭说：“是一个什么样人哪?”他说：“是一个普通农民青年。”彭说：“请他进来。”

　　彭德怀看了信和传单，大吃一惊，同时还未见周进来。随后，他把滕代远、袁国平、邓萍等找来，将信与他们看后，滕代远说：“这封信有诈，毛泽东不会写给古柏这样的信，其中定有阴谋。”袁国平也说：“这是封挑拨离间的信。”

　　彭德怀看过材料，回想一年多来对毛泽东的印象，如他率秋收起义军上井冈山建设工农革命军、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胆识，传达“六大”决议时的认真严肃的态度，争取袁、王联盟，对行军中错杀群众者的坚决处理，对红五军守井冈山问题上的自我批评，特别是古田会议作出的决议，这一切都是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政治家风度，都说明毛泽东是一个可信赖的同志，他“决不是一个阴谋家，而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64页。)。决不会背地里搞阴谋，置战友于死地。

　　彭德怀还觉得这封信大有文章。仔细看来信的笔迹，虽然酷似毛体，但落款处的日期是阿拉伯数字，而毛泽东一贯是署中文数字的。他又想，信系给古柏的，为何又送到这呢?这些都足以说明来信是伪造的。其目的显然是要挑拨一、三军团的关系，分裂红军。

　　同时，彭德怀认为，这样的信不可能送给他一个人，还可能送给了朱德和黄公略等同志。如果真的送给了他们，这是一个最大的阴谋，处理稍有不慎，就可能产生一个最大的不幸。

　　在与滕代远、袁国平等商议后，考虑到他们驻地与总前委相距六七十里，请示来不及，怕发生意外事变，彭德怀当即写了一篇不到200字的《红三军团宣言》。宣言大意是，“打倒×××，拥护朱彭黄”的口号，是敌人分裂红军的阴谋。一、三军团要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拥护总前委的领导。

　　随后，彭德怀主持召开了红三军团前委紧急扩大会议。彭德怀把那封伪造信和告同志和民众书，先给到会人看，读给他们听，决定把三军团的宣言和那封假信派一个班送到黄陂总前委去。后邓萍立派一个班将宣言连同伪造信一并送到黄陂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呈毛泽东。毛泽东看过，“增加了对彭德怀的信任”(黄克诚：《丹心昭日月，刚正垂千秋》，载《横刀立马大将军》，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4页。)。

　　会上，彭德怀说，蒋介石调重兵来进攻红军，总前委决定“诱敌深入”，依靠群众和有利地形，战胜敌人的方针是正确的，我完全拥护。彭德怀接着说，伪造信件，陷害同志，企图分裂一、三军团，破坏总前委粉碎敌军进攻的计划，公开宣传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这不是党内路线争论，而是反革命的行为，是AB团的阴谋毒计。

　　彭德怀继续说道：从战略方针来看，我赞成三军团编为第一方面军的建制，统一指挥，这是革命的需要。诱敌深入，利用山地，依靠群众，增加自己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拥护这一方针。如果违抗这个方针而又坚持自己的错误方针，总前委即可撤销我的工作，何须用阴谋办法呢?

　　通过这个讲话，到会同志的情绪转变过来了：拥护总前委，拥护毛委员，一、三军团团结一致粉碎国民党进攻。

　　后查明这封假信是富田事变的头子丛永中写的。他平时写毛体字，学得比较像。但是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同志写信，年、月、日也用汉字，不用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

　　第二天，彭德怀将三军团开到了小布，这里离黄陂总前委十五里。彭德怀亲自到总前委邀请毛泽东参加红三军团干部会，毛泽东欣然应邀到会。毛泽东第一次给红三军团干部深刻的印象。这一切都进一步巩固了总前委的领导。

　　此时，国民党军正在对红军发动第一次反革命“围剿”。敌军前线指挥张辉瓒发生了错觉，以为红军内部分裂了，迅速进到龙冈。但最后结局是，他们的全师被消灭，本人也被红军俘获(后被愤怒的群众打死)。正如毛泽东词——《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所云：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应该说，这次反“围剿”的胜利，与战前敌情严峻的形势下，彭德怀独具慧眼，识别分裂红军、分裂党的险恶阴谋，从党的利益、红军的利益、全局的利益出发，维护红军的团结是分不开的。因为在红军初创之时，党中央远在上海，各地红军揭竿而起，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果说有“野心家”(后来的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这正是历代农民战争最容易发生“火并”之时，可是从这件事上，我们不知到何处去找彭德怀的“野心家”影子。

　　恰恰从这里，我们看到彭德怀对毛泽东的认识尽管还只是初步的，但他自从认识到毛泽东的革命品质和正确领导之后，就敬佩之、服从之。

　　从彭德怀识别并正确处理这封伪造的毛泽东叛变投敌的书信的事件中，进一步奠定了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的关系。正如后来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弗雷德里克·泰韦斯所说：“彭在富田事变、遵义会议和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给予毛泽东以决定性的支持后，到40年代初期，一直坚定地在毛泽东的阵营中。这两人的主要关系是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澳〕泰韦斯：《庐山冲突的根源》，载《澳大利亚中国问题研究》，1985年第16期。)(本文摘自《毛泽东与彭德怀》张树德　中国青年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