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群斥责陈伯达:你怎敢跟江青一起拍“夫妻照”

　　这个事出来以后，高碧岑（毛主席的机要秘书）来电话说，主席叫陈伯达去（主席不叫他不敢去）。谈了有一个小时。临别，主席还亲自送他到小车边。陈伯达回来挺高兴，说主席就是批评他：“你官做大了，也不到我这里来了，也不写文章了。”主席说，“你要跟他们见见面谈一谈”（“他们”叫我说就是“老四人帮”，就是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陈伯达先到江青那儿去，江青没让他进办公室，就让他出来了。陈伯达又到康生那儿，康生说，“你不但要做个口头检查，还要做个书面检查，做得深刻一点。”陈伯达的书面检查是康生起草的，很简单，但用陈伯达的话说，“那上纲上线上得叫高” 呀，什么“跟主席唱对台戏”呀，“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等等。陈伯达认为主席确实批评了他，但还想挽留他，说，“你去跟他们谈一谈，交份检查就算了。”结果康生替他起草的检查，他在大会上一念，康生接着就给主席写报告，给陈伯达戴了几顶帽子，什么“国民党反动分子、托派、叛徒等”。

　　这几个人把陈伯达挖苦透了。这是他回来跟我说的。陈伯达那个气呀，脸耷拉下来了，气得不得了。

　　下山的时候，那些人都不和他接触了。坐飞机时，陈伯达想对余秋里说点什么，余秋里一扭头就走了。去的时候还很融洽呢，回来时没人理他了。陈伯达就跟我发牢骚：“说我要搞政变。我政变？我政变以后你当参谋总长？”还说“我救过主席”——这话他以前从没对我说过。

　　回北京后，就把陈伯达软禁在米粮库胡同的家里。什么都没了，车也收了，每天就是送个报纸。总理批了个负责监护和服务的人员名单，原来的工作人员只有我留下了。其他人都关起来了，连他的小孩都关了（1962年出生的，那时才几岁）。

　　那一段时间，他没事做，就看书，练字，抄书如毛主席的《实践论》啥的。理发我给理，做饭我给做，反正他吃饭简单，再说那时弄啥吃着也没胃口了。到“九一三事件”后他被关进秦城监狱，我就离开他了。

　　我对陈伯达耍态度

　　要说陈伯达这人的特点，头一个是尊重主席。陈伯达到主席那儿去，从来是远远地就下车了，也不直接进去，问警卫，“主席休息了没有?”没休息，他才说，“你进去报告一下，我给他送两本书（或是其他什么事）。” 老实得像个小学生。

　　另一个是怕江青。主席在庐山批评他，“你官做大了，不到我这儿来了。”为啥不去了呢?也是江青弄的。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说过，“碰头会只有总理跟主席汇报，任何人不准干扰毛主席。”他怕江青，不然她闹呀，不听不行啊。江青还经常通知他去看电影，他不敢不去。江青还摔过陈伯达的杯子，陈伯达把那个烂杯子捡起来带回去，尽量不留残迹。

　　再一个特点就是做事认真。陈伯达搞文字工作，一个标点符号都很认真。你要弄错了，他就会给你纠正过来。

　　生活上陈伯达很简单，不讲吃，不讲穿，不抽烟，不喝酒。陈伯达也不喜欢前呼后拥，有一段时间，陈伯达都不让随车跟着。个人卫生上，他是勤洗澡不洗头，每天晚上洗澡，水放好之后，他到里面咕噜一下就出来了，不说搓呀泡呀的。一般不洗头，就用农村人用的那种篦子梳一梳。

　　陈伯达一天到晚就是看书、写东西。有个小录音机，哇啦哇啦地在那说，录完以后，整理出来就是一篇文章，真是出口成章。

　　陈伯达脾气随和，从来没有跟我发过火，倒是我跟他耍过一次态度，他还向我道了歉。那次，陈伯达叫我在电话里给新华社传个100多字的稿子，我念了三次。他还不放心：“你念清楚了吗?”我说清楚了，他说，“你再去说一遍。”我说：“我不说了，我要再说，人家该说陈伯达办公室的秘书有病。”那时，天气比较热，他穿一个大裤衩子跑来跑去，在电话里又亲自说了一遍。咋这么不相信人呢？一个中央常委处事怎么这样呢？我生气地坐在门口的一个藤椅上了。他知道我不满意，一会啪啦啪啦来了，说：“不要生气了。”他一说，我倒不好意思了，心想，这事要是搁到康生或者江青那，一下就把我给抓起来了。

　　政治上的事我不好说，但生活中，我感觉他平易近人，比较俭朴。他勇于承担责任，尤其是涉及主席和总理的，从来都不说对方的不是，都承认是自己的错。

　　本文作者：缪俊胜（陈伯达秘书）。缪俊胜，1958年入伍，1962年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立三等功，被选拔进中央警卫团。“文革”中担任陈伯达秘书，直到陈伯达入狱。他是惟一跟随陈伯达参加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的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