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我对您的经历不是太了解。在您从政20多年的生涯当中，是不是不像有些人那样把升职作为最高目标，而是把做事、做人作为基本追求？
习：是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实际上是一个人生座标怎么定的问题。在从政之前，我曾冷静地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在第一步跨入政界之前，首先要在思想上弄清楚两个问题，这就是你要走的是什么路？你所追求、需求的是什么？我当时对自己定了这么几条：
一是要立志当“公仆”，做大事。熊掌和鱼不可兼得，从政就不要想发财。正如孙中山讲的，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你如果想发财，现在合法致富的路很多，那种合法致富既发财又光荣，将来税务部门还要给你授奖，因为你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而你既要从政，又想发财，就只能去当让人指脊梁骨的赃官、贪官，既名声不好，又胆颤心惊，总怕被人捉住，最后落个不好的下场。所以，要从政，就是一种事业的追求，就得舍弃个人的私利，不能什么好处都想得。一个人也许一辈子成就不了什么大的事业，但最起码他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二是在从政的整个过程之中，不要把个人的发展、升迁作为志在必得的东西。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没有这种公式，没有这种规律。升迁并不是因为你这个人有多大本事，或者你这个人有多大背景，就可以必得的。本事也罢，或者是强烈的责任心、非凡的智慧也罢，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且它还要和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条件相配合，看哪一个起主要的作用，哪一个起配合作用。这些都不是一种定数，不是用数字可能推算出来的。譬如讲，你要想当将军，首先必须能够打胜仗，只打败仗的军人非但当不了将军，还有可能会出师未捷身先死。同时，你具有了打胜仗的本领，也不可能天天有仗打，特别是在和平时期更是如此。有了仗打，就有了机遇。这也就是说，只有你将机遇和成功的要素集于一身的时候，你的追求才有可能实现，这是很难的。如果你主动去追求，终生不得志，将会很失望、很痛苦的！这就要对升迁问题怀平常心，像古人管子所说的那样，“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
三是要有不怕艰难险阻，持之以恒干工作的准备。从政是一条风险很大、自主性不是很强的路。尤其是受了挫折以后，一些人极容易产生自怨自艾的想法：我为谁啊，我这么干还要受到这么多的冷遇，这么多的不理解，何必呢！一些当时跟我们一起从政的人就因此而离去了。在一个地方干下去，只要你坚持下去，最后都会有所成就。成功的规律就是一以贯之地干下去。所以，既然走上这条路，那你不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都要像当过河卒子那样，拼命向前。我的从政道路中也有坎坷、艰辛、考验和挑战，没有这些是不可能的。
杨：听说您原来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所处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岗位可以说是许多人可望而不可求的，当初您为何要做出下到地方基层工作的选择？
习：我是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下放到河北正定县的。到河北后，地委书记谢峰同志找我谈话，那是一位非常朴实的地委书记，解放初，20多岁就当了张家口地区专员，后来任河北省省长。我说，你对我有什么要求？他说，“既然你能下来走这步路，我想我就不必嘱咐了，你也不是那种草率从事的人。我就嘱咐你一条，就是你当年在农村之所以干起来，那是因为你置于死地而后生。我听了你的经历，你当时被打成‘反动学生’，最后像‘四类分子’一样下到那里，举目无亲，你是华山一条路，必须走下去，也可能这样你就成功了。但现在你不同了，你是本人选择下来的，人家可能不会理解。”
当时，确实有许多人对我的选择不理解。因为我在到河北之前是给耿飙同志当秘书，他当时是国防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他说，想下基层可以到野战部队去，不必非要去地方下基层。那时候从北京下去的人，实际上就是刘源和我。他是北师大毕业，要下去。我是在中央机关工作了几年，我也要下去，我们俩是不谋而合。刘源当时去了河南。走之前也参加了好几个聚会。许多人对我们的选择不理解，问我怎么现在还下去当时在我们这一批人中有一种从红土地、黑土地、黄土地、绿草原上终于回来了的感觉，有些人认为“文革”吃够了苦头，现在不能再亏了；还有一些人存在着要求“补偿”的心理，寻求及时行乐，我对他们的不解感到悲哀。古时候“十年寒窗，一举成名”，中个进士，谋个外放，千里万里他都去。像古时写《三言》的那个冯梦龙，到福建寿宁任知县时都快50岁了。那时候怎么去的寿宁？万重山啊！我们现在还不如古时候的士大夫。更可怜的是，我们的活动范围半径不过50公里，离不开北京，不愿意出去把北京的户口丢了。我说，我们要出来当年老一辈出去，是慷慨激昂。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是迫不得已。但在这种不得已里头，使我们学到、体会到了很多的东西。现在一切都好了，那些禁锢我们的“左”的东西都解除了，我们更要去奋斗、努力，好好干一番事业。
古人郑板桥有首咏竹石的名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管尔东西南北风。”我想将之改几个字，作为我上山下乡的最深刻体会：深入基层不放松，立根原在群众中；千磨万击还坚劲，管尔东西南北风。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炼人。7年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获益匪浅，同群众结下了较深的情谊，为成长进步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所以，对再下基层是充满信心的就义无返顾地下去了。尽管会有很多的坎坷，每天都在经历着挑战和习验，除非身体不行了，除非不让干了，只要没有这两种情况，我都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至于最后大家对我认可到什么程度，后人自有评说，我自己并不在意。
杨：从我了解的情况看，20多年来您无论在乡里、县里，还是在地、市，包括福州您所在的地方团结搞得都很好。团结问题是我们干部队伍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团结与合作问题也是我们中国人遇到的大问题。在团结合作方面，您是不是从您自己的角度讲讲，有没有一套完整的做法？
习：省里有一位老领导集一身之经历，写了个一生从政的体会——《团结学》。尽管各种因素在任何时候都起决定的作用，但是在各种情况下，团结永远是前提。它绝对是你立于不败之地的必然前提。纵观古今都可以证明这一条。例如，历史上的刘邦、刘秀、刘备这“三刘”就很有特点。他们个人有多大本事，还有宋江，光从文学上看，很难把他写得很漂亮。这种人物给人的感觉是挺窝囊的那种人，怎么会被大家所拥戴？实际上，这些人都有一个最大的本事，就是他们能团结一批有本事的人。这么多有本事的人都跟他至情至信地沟通，这就是大本事。过去我们都很注意那种“郎才女貌”，或者“文治武功”，没有注意到他们这种突出的本事。
在团结方面，我从小就受家庭的影响。我父亲经常给我讲团结的道理，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给人方便，自己方便”，用他的话讲，就是做每件事不要只考虑自己愿不愿意，还要考虑别人愿不愿意。因为你生活在人群中，什么事都以自己为主，这是不行的。父亲讲的团结方面的道理，当我们后来生活在集体环境时，体会就很深刻了。无论是上寄宿学校，还是下乡和参加工作，我都深深感到：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都能做得比较好；凡事团结处理不好，就都做不好。特别是后来上山下乡到陕北，远在千里之外，举目无亲，靠的就是团结。在这方面自己也有挫折和教训。
在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也就没有注意团结问题。几个月后我回到北京又被关进“学习班”，半年后被放出来，我再考虑回不回去。最后见到我姨父，他解放前是太行山根据地的。
当年是我姨姨、姨父把我妈妈带出来参加革命的，他们都是我们很尊敬的人。姨父给我讲他当年是东北大学学生，“一二 九”以后怎么开展工作，怎么到太行山，他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当然要靠群众。姨姨也讲，那时我们都是往老乡那里跑，现在你们年轻人，还怕去，这不对！何况现在城市也不容易，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天天让人家当作流窜人口?当时在国庆节经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但清理完后，又不让我们回去，先关在派出所，一进去就四、五个月。而且关进去不是让你白坐着，还要让你干重体力活，海淀街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得。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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