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母亲的“2005”
张焕枝和尚爱云——这两位坚信自己儿子清白的母亲，在2005年不约而同地走上了伸冤之路。
2005年，石家庄，张焕枝家来了两拨记者。他们询问当年聂树斌案，却不说为何旧案重提。从那开始，来的记者多了，张焕枝才知道儿子的案件又有了新的疑犯——一个叫做王书金的强奸杀人惯犯，主动承认是聂树斌案的“真凶”。
2005年，呼和浩特，尚爱云听到了一个名叫赵志红的奸杀惯犯落网的消息。在赵志红主动交代的案件中，第一件就是发生在1996年春天呼市女厕的那强奸桩命案。然而，当年检方起诉赵志红时，却没有将“4·9”命案算入其中。
“我要申冤！”——在呼和浩特，尚爱云跟老伴李三仁说：“这个事情终于真相大白，管他司法能不能解决，起码其他人，尤其是我们这个小区的人，都知道我儿子是被冤的。”
从那时起，老两口一起跑公安厅、跑检察院、跑法院……他们进不了高院，就早上7点钟去门口站着，“不管刮风下雨、冬天夏天就站在那等，拦院长的车”。那时候，李三仁刚做了胆结石手术，也抱着肚子跟尚爱云一起等。
“下大雨的时候，我顶着雨伞，就在门口站着等。”作为母亲的尚爱云说，“我们见了三任院长，都说正在努力，正在侦查，你等一等吧，耐心地等一等，让我们等调查。我们一直在等。”
那时候，在河北的张焕枝却没法继续等下去了。从2005年至今，她去了十多次北京——上访，有一年就去了4次。直到最高法院告诉她案件已经移交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于是，这位母亲，每个月就去法院上找上两三次——那段路程先要步行半个多小时，再坐车两个小时。
“见法官倒不难，那个叫王琪的法官，只要在就会见我，每次见我都说一样的话：没有说不管，一直在进行中，你再等等。”
从2005年开始的9年里，尽管有媒体界的关注、律师界的帮助，“一案两凶”的荒唐却并未改变两位母亲的命运。作为母亲的张焕枝却觉得，“有人来就有希望”。她一次次重新踏上上访路，来辗转于各级公检法机关，试图一点点推动案件“翻转”。
两个母亲的“希望”
2011年，北京，在一家媒体的帮助下，尚爱云认识了张焕枝。张焕枝说：“我们都在为儿子的案子奔走，见面就聊儿子的事，心情都是一样的。”
她们知道了佘祥林，知道了赵作海，知道了刑讯逼供……“听得一身鸡皮疙瘩”。那时候，也有一位人大代表答应把我们的遭遇“递上去”，但后来仍然毫无音讯。
尚爱云和张焕枝的伸冤路都遇到了无法抗拒的阻力——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当年处理两个案件的人，也早已因为呼格吉勒图和聂树斌的“牺牲”，而立功升迁。
然而，自供犯案的“真凶”，却给了这两位伸冤母亲最初的希望。
2006年12月5日，自供为“呼案真凶”的赵志红在看守所内做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他在一张厚厚的卫生纸上写了一份特殊的申请——“偿命申请”。赵志红坚持认罪的消息，最终被坚守良心的警察、记者、律师带给外界。
赵志红希望通过这份申请，让检察院重视起其所为的“4·9”女尸案：“现特向贵院申请派专人重新落实、彻查此案！还死者以公道！还冤者以清白！还法律以公正！还世人以明白！让我没有遗憾地面对自己的生命结局！”
赵志红的死刑并未执行，二审程序戛然而止了……直到2014年11月20日，伸冤的母亲尚爱云，终于接到了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暴巴图送达的“立案再审通知书”
18年前，呼格吉勒图案只经历了62天定罪；18年后，该案则只经历了26天的再审。
2014年，11月16日，尚爱云领导儿子无罪判决书的第二天，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就赵志红的犯罪事实向呼市中院追加起诉，指控赵志红构成故意杀人罪、强奸罪。
而在石家庄，儿子死后的第19年，71岁的张焕枝如今却没有像尚爱云一样等到幸运。
尽管自供聂树斌案“真凶”的王书金一度向法院提起上诉，要求法院认定此为立功表现。然而2013年9月27日，河北省高院依然认定聂树斌案并非王书金所为，驳回王书金上诉、维持原判。
“王书金对死并不怕，主要求一个心安。”“真凶”王书金的辩护律师朱爱民说：他也曾多次申请阅聂树斌案的卷宗。但最核心的聂自证其罪的口供，法院没有允许朱查阅，理由是该证据与王书金案无关。
如今等待伸冤母亲张焕枝的，仍可能是希望，或是另一种结局的绝望——2014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聂树斌案”进行复查，再审结果仍然未知。
张焕枝说：“儿子出事整20年了，这是我们思想上最苦的20年……这个家少一个人，不完整。我到现在还经常梦到儿子，他总是在默默干活，有时能在梦里说上一两句话，但他脸上也没有笑容……”
（本文部分资料，引自赵佳月《聂树斌案 生死纠结18年》、谷岳飞《儿子18年前疑被冤杀母亲上访9年将重审》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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