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驳“大饥荒饿死三千万”:59年前多报虚报(图)

　　孙经先，江苏师范大学数学学院教授，学科专业为基础数学，研究方向为非线性泛函分析，非线性微分方程，非线性积分方程，抽象空间微分方程。

　　原标题：驳洪振快《有关大饥荒的新谬说》

　　我们关于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成果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和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我们和杨继绳之间在报纸、刊物、网络和学术会议上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辩论。在辩论中杨继绳理穷词尽，被迫高挂免战牌，宣布“以后孙经先再挑战我，我不再理睬”，以一种“阿Q方式”退出了和我们的辩论。杨继绳退出辩论以后，他的同事洪振快又在《炎黄春秋》今年第11期发表了《有关大饥荒的新谬说》，继续为“饿死三千万”进行徒劳的辩解。

　　1960年到1964年我国人口大量异常减少，一个基本原因是1959年前存在多报、虚报户籍现象；另一个基本原因是这一期间产生了大量迁移漏报人口。

　　我们在研究中对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做出了完整、系统的合理解释，击中了“饿死三千万”的要害。洪振快在他的文章中声称对我们的这一研究要“揭示其论证逻辑的荒谬”。但是他实在找不出我们研究中的破绽，只好勉勉强强地拼凑了三条实在不成样子的所谓“理由”。

　　他的第一条理由是：“以不可靠的数据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可信。”“在不可靠的数据上推演，无论你数学能力多么强，都得不到符合实际的结论。”

　　洪振快所说的“不可靠的数据”指的是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这是一个复杂的数据系统）中的许多数据之间存在着重大矛盾，存在着与实际人口状况不符的现象。现代数学已经提供了许多强有力的思想、方法和工具用于处理各种复杂的（包括“不可靠的”）数据系统。就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而言，数学家完全可以利用各种数学思维方法加以研究，分析这一数据系统产生重大矛盾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修正这一数据系统中的那些“不可靠的数据”。在这个意义上讲，数学家的主要研究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和处理那些“不可靠”的数据系统，从中得到可靠的结论。如果像洪振快所说的那样，数学家要等着别人把数据“弄准确”了再来研究，那还要数学家干什么？洪振快根本不了解数学家的研究任务，不了解现代数学思维方法的强大作用，武断地认为数学家不能研究和处理那些“不可靠”的数据系统，并把这一点作为否定我们研究的所谓理由，只能说明他在数学上的极端无知。

　　洪振快的第二个理由是：孙经先“所称的‘人口异常变化’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也不是孙的‘新发现’，而是公安部早就注意到并试图解决的问题”。

　　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异常变化是人们早就知道的事实，我们从来都没有说过这是我们的“新发现”。洪振快莫须有地把这一说法强加到我们身上，然后煞有介事地大做文章，这只能说明他已经理穷词尽，实在找不着别的理由反驳我们，只好采用这种手段来拼凑所谓的理由了。

　　洪振快的第三条理由是：“‘人口异常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多报出生、少报死亡，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我们在研究中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完整地论证了：对户籍统计数据而言，人口的出生、死亡及其户籍登记活动对人口异常变化不产生影响（详见我们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3年第4期的文章）。这一结论推翻了流行长达三十年之久的“死亡漏报论”（即人口异常变化是由死亡漏报引起的）。洪振快把已经被我们驳倒了的“死亡漏报论”（他又加了一个“多报出生论”）拿出来当理由。但是他根本没有对他的论点做过任何论证，也没有对我们的论证过程做出任何反驳。

　　洪振快在文章中大量引述1963年11月公安部给中央、国务院报告中的内容，试图以此说明他的观点。但是恰恰是这个报告强有力地支持了我们的正确观点，否定了洪振快的错误观点。

　　我们的基本观点是：1960年到1964年我国人口之所以大量异常减少，一个基本原因是我国在1959年以前存在着严重的多报、虚报户籍现象，这些多报、虚报人口在1960—1964年被清查出来并注销户籍；另一个基本原因是我国在这一期间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的运动，产生了大量迁移漏报人口。而洪振快的基本观点是：我国这一期间人口大量异常减少是由“瞒报死亡人口所致”。

　　我们再来看一下洪振快所引述的公安部1963年的报告。该报告说“根据上半年统计，全国自然增加的人口为1204万，但是，总人口只增加825万，少了379万”。这一现象正好可以用我们所说的两条基本原因解释。公安部的报告在谈到造成这一减少的原因时说“主要是一些基层单位过去多报了人口”。这正好与我们所说的第一条基本原因一致。

　　公安部报告中列举了一些实例，其中有黄陂县的例子：“湖北省黄陂县，1953年人口普查时，实有719000人，县长示意报为819000人，多报10万，至1960年才查出纠正”（洪振快在文章中也引用了这个例子）。黄陂县1960年清理出10万虚假人口，造成该县人口统计数据一次性异常减少10万人。但是造成这一异常减少的原因根本不是洪振快所说的“瞒报死亡人口所致”，而是1953年该县多报了10万人，这恰恰属于我们所说的第一条基本原因。这一实例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很好的证据，有力地驳斥了洪振快的错误观点。我们在阅读洪振快文章的这一部分内容时感觉到他不是在反驳我们，而是在帮助我们反驳他自己。

　　洪振快认为我国这一期间人口大量异常减少的基本原因是由“瞒报死亡人口所致”，但是公安部的报告根本没有提到这一点。洪振快本人在文章中也不得不哀叹说：“公安部报告中没有提及”他所说的原因。

　　我们认为从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后到1958年期间，我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死亡漏报现象，死亡漏报人口合计约750万人。洪振快说我们的这一研究成果“完全没有依据”。

　　我们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3年第4期）的文章中已经明确说明：我国在1953年和1957年先后进行了两次抽样调查，根据这两次抽样调查的结果可以估计出1953年和1957年的死亡漏报率分别为17.65%和16.34%。我们正是以此为依据估算我国这一期间死亡漏报人口数量的。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