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那时见到祖父的感受是怎样的?
阿廖沙:因为不熟悉,靠在他怀里时还有些羞涩。但随后就感受到祖辈的疼爱,不安很快就消除了,那种感受我到现在还记得。
新京报:何时得知祖父去世的消息?
阿廖沙:记不清年代,但母亲肯定很早就知道了。我最近收拾俄罗斯的房子,找到了一张泛黄的报纸,上边有一行小小的消息,写的是1969年祖父去世。
新京报:这些年,你对祖父刘少奇的认知是在发生变化的吗?
阿廖沙:我对祖父的认识逐年都在发生变化,越发觉得,他能在当时取得那样的成就是多么困难。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他在这段历史里的位置?
阿廖沙:他为解放中国和建立新中国贡献了力量,是新中国初期的国家领导人,为中俄关系的友好奠定了基础。他是历史的先驱。
分离
母亲的决定救了我
新京报:对父亲的印象如何?
阿廖沙:他聪明而有教养,是一个不会让别人受委屈的人。他在莫斯科时非常忙碌,总是工作。他有空时会把中国故事书翻译成俄文,读给我和姐姐听。回国后,他时常写信到莫斯科,表达他对我们的爱。父亲谦逊、有礼的性格传递到我身上,影响了我的成长。
新京报:有没有怪罪过父亲离开你们回到中国?
阿廖沙:从没有怪罪。我明白他为什么回国。家庭分隔两地并不是父亲的错,祖父跟他说,他必须回国偿还中国和中国人的恩情。
新京报:为什么不选择一家人去中国呢?
阿廖沙:有过这样全家团聚的机会。那时母亲去北京见到父亲,父亲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但母亲有一种微妙的感觉,她觉得中苏关系已经有了变化,希望我和姐姐在莫斯科生活。母亲的这个决定挽救了我和姐姐。后边的故事,大家就都知道了。
新京报:你是指1967年父亲卧轨自杀的事情?
阿廖沙:也是很多年后,从遥远的中国朋友那里传过来这个消息,全家都很震动,不知该不该相信,直到后来姑姑确认了这个消息。
新京报:你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不相信父亲是自杀,现在依然这样觉得吗?
阿廖沙:以前不相信父亲是自杀,觉得他是聪明、平稳有志向的人。现在越来越了解历史,知道父亲也是先行者,他坚信自己的信仰和方向是正确的,当他被批判为间谍和大众敌人时,就承受不住这种压力,做出自杀的选择,这些是那个时代造成的。
团聚
法院申诉胜诉提前退役
新京报:那时中苏关系的变化,对你和你的家庭有怎样的影响?你怎么看待这种影响?
阿廖沙:我在莫斯科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中苏关系的变化,对我们物质上的影响并不大,但无法通信,母亲和我们没法去中国,父亲也不能来莫斯科,让我们饱受了家庭分离之苦。
新京报:这种时刻,刘少奇孙子的身份对你来说敏感又微妙?
阿廖沙:为了避免麻烦,我在俄罗斯生活数十年里,从上中学直到进入工作单位,我从不向人提起祖父和父亲,从没有在亲属栏中填写过刘少奇、刘允斌的名字。
新京报:后来你如何了解祖父在中国的身份和遭遇?会对此觉得很唏嘘吗?
阿廖沙:当时很少看到中国的信息,很晚我才知道祖父去世的细节,这些让我觉得很悲伤。花明楼的纪念馆展示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看到时泪水无法自抑。
新京报:1998年,刘少奇诞辰100周年时,中国政府给你寄了一封邀请函,听说你突破了很多障碍才来到中国,为什么?
阿廖沙:王光美奶奶邀请我们前去中国,参加纪念活动。我向工作的航天局写了封申请,但因为工作内容涉及一些机密,上级不批准,还需要等军事管理局和国家安全局的批示,耽搁了很久,最终收到批复时,100周年的纪念日已经过去了。
新京报:那时会觉得遗憾吗?
阿廖沙:这件事情之后,去中国的愿望就更强烈了。因为身份不能前往,我开始办理提前退役,但上级不批准,我到法院申诉胜诉后退役,直到5年后,我第一次前往中国。
新京报:俄罗斯这边有没有怀疑过你,有没有被监视?
阿廖沙:没有人监视我,虽然我的工作涉及国家机密,只有在退役后五年才能出国,但2003时年俄罗斯已经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国家,不像前苏联那么守旧,所以也没有人对我产生怀疑。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