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毛主席请教问题后,康生没讲话,也没有像李志绥书上写的康生因此训斥我“你大胆胡说八道”。
毛泽东主席站了起来,大家也都站起来。我们围到毛主席身边,一一跟毛主席握手告别。过来一个女工作人员,扶着毛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边走几步,掀起一个黑色的布帘,走过去。我们又分别跟林彪、周总理、江青等中央领导人握手告别。没想到,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主席又回来了,我们又赶紧迎上去。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毛主席说完了,我们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着那个女工作人员又掀起那个黑色布帘扶着毛主席离开。我们再次跟林彪、周恩来总理、江青等中央领导人握手告别。之后,我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跟在谢富治身后一起走出毛主席召见的厅,走进另一个大厅。 谢富治说:“已经九点了,毛主席还没有睡觉,我们吃点饭,然后讨论怎样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五个人坐下,工作人员端来一盘鸡蛋炒饭和汤,还请谢富治到后面就餐。谢富治说:“不用了,就在这里一起吃吧。”饭后,谢富治说:“今天,毛主席接见你们,从三点到八点半,谈了五个半小时,内容很多。我们先整理一个简单的统一稿,一齐整理,一齐备案,一齐签名。”我们整理了一份一千多字的稿子,念了两遍,又做了更正,五个人都签上名交给谢富治。谢富治说:“我看先照这份稿子传达,其他内容今后再说。”这就是第二天印着大红标题在北京市散发的统一稿。
毛泽东主席召见谈话的全部内容约有两万多字,毛泽东主席召见谈话有录音。毛泽东主席这次召见,从清晨三点到八点半,我始终在场,谈话过程中只有年轻的女工作人员进出,倒水、送铅笔和纸。没有出现过任何男工作人员,陪同毛泽东主席召见我们的都是当时中央最高层的党政军负责人。职务最低的是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和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保健医生李志绥根本没有参加这次召见。
李志绥书中还说,毛泽东回答韩爱晶:“至于我说过的话,今后肯定会有不同的解释,必然如此。你看从孔老夫子到佛教、基督教,后来还不是分成许多派别,有着许多不同的解释。任何事物没有不同的解释,就不会有新的发展,新的创造。否则就停滞,就死亡了。”当时毛泽东根本没有说这句话,李志绥引用的这句话可能是毛泽东在别的时候在别的场合说的,具体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说的要查证。
李志绥书中说:“到清晨四点钟的时候,突然开来一辆卧车”,“我上了车,随他到了人民大会堂”,“我走进——八厅,毛坐在沙发上看书”,“毛说:‘你先休息一下,换换衣服,我已经叫人通知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来这里开个会,中央文革的人参加,你也参加。”’
照李志绥的说法,他清晨四点从清华大学上车,那么最快四点半才能赶到大会堂见毛主席,还要换衣服,等我们,岂不是五点才开会?实际上,五点钟的时候我们在毛主席那里已经谈话将近两个小时了。李志绥在书中把自己编写到清华流血事件及毛泽东主席召见谈话中去,可是他连工宣队进清华的时间以及毛泽东主席召见谈话的时间、内容都弄错了。这些情况,只要好好查一下当年红卫兵报纸也不会弄错。
毛泽东召见之事,距今已过去44年。眼下,除谭厚兰1982年11月被整得病故之外,其他人都健在,聂元梓今年91岁,蒯大富住进了养老院,我和王大宾早已退休。2009年3月27日,我和蒯大富谈起李志绥的书,蒯大富当场给我写下一段话:“关于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接见我们五个学生头头时,自始至终李志绥没有在场,也没有资格在场。他的回忆录中有关描述是百分之百的吹牛和撒谎。”
2009年9月8日,王大宾给我来信也谈到李志绥的回忆录。王大宾在信中说:“李志绥此人做假都不会做。一个保健医生竟然参与中央首长一同接见我们。真是胡编故事。”
2009年10月20日,我请北京体育大学刘长信去聂元梓家里,请聂元梓为此事作证。90岁的聂元梓写下一段话:“李志绥在他书中说,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主席接见‘五大领袖’时他在场。不,他不在场!大家知道,我是在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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