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作者：韩爱晶，原题为：《1968年我向毛主席请教》
1994年台北市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出版了李志绥的一本回忆录，在这本回忆录里，其中有四页写的是，清华学生打死打伤工宣队员后，毛泽东主席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谈话五个半小时。还特别写到我向毛泽东主席请教的情况。
李志绥写道：“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我仍躲在北京针织总厂。毛下令他亲自领导的六个工厂组织工人宣传队，由支左的警卫团官兵（即八三四一部队）率领开到清华大学，接管清华。”“下午四点，工人宣传队和八三四一部队官兵到了清华。本来我是不用去的。但我想亲身体验清华军管的过程。”“我和卫生员小李夹在人丛中。”“到清晨四点钟的时候，突然开来一辆卧车，沿途叫我的名字，我应声而起。车停下来，毛的司机张从车上下来，看到我说：‘快走，叫你哪。’我问他是谁叫我，张说：‘还不是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八厅。也叫学生们的头头去。”“‘我上了车，随他到了人民大会堂。”“我走进——八厅，毛坐在沙发上看书，见我进来，立起身。我急忙走过去。我这时感觉到毛是真的喜欢我。毛拉住我的手，仔细端详我的全身，说：‘怎么这样狼狈，全身都湿了?’我说：‘外面在下大雨。’毛说：‘你先休息一下，换换衣服，我已经叫人通知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来这里开个会，中央文革的人参加，你也参加。’毛决意要‘保’我。林彪，周恩来，康生和江青都会参加这个会，我和毛一起参加，是表示我是毛的下属，这样他们想搞暗的也不行了。也许我不用再整日担心被绑架了。这次会议，江青和所有的人热络地打招呼，唯独对我似乎不屑一顾。”“毛与红卫兵的这次会议在文革中是个里程碑。毛要学生停止武斗，并进行联合。”
“会的当中，韩爱晶发言说：‘现在大家都在引用毛主席著作中的一些话，来证明自己行动的正确性。在引用时，可以有不同的解释，甚至完全相反的解释。主席在的时候，容易解决。主席不在了，该怎么办?’韩的话刚完，康生与江青就立刻斥责说：‘你大胆胡说八道……’这时毛接过话来说：‘这问题很好，我年轻的时候，就爱从不同角度看问题。至于我说过的话，今后肯定会有不同的解释，必然如此。你看从孔老夫子到佛教、基督教，后来还不是分成许多派别，有着许多不同的解释。任何事物没有不同的解释，就不会有新的发展，新的创造。否则就停滞，就死亡了。’”
事实真相如何呢?1968年7月27日上午九点多，根据26日宣传队负责人会议的部署，北京市61个单位3万多工人组成的“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八三四一部队官兵一起，在北京卫戍区、海军等军代表配合下，各路人马分别抵达清华大学南、西、东三个校门。按指挥部规定，宣传队在上午十一点同时开进清华校园。
大约下午两点多，我和同学陈良从北门进清华，校园里已经是水泄不通。我想搞清是怎么回事，却联系不上蒯大富，也联系不上中央领导，连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也联系不上。蒯大富后来对我说：“下午三点多钟，我和段永基还有司机，三个人，翻墙出了清华，又遇到陈育延，四个人一起从清华西北方向到体育学院找了一辆存放在那里的小车。外面下着大雨，我们的车绕了一大圈，下午五点左右，到了市革委会。段永基他们在外面等，我上楼去找领导。”
工人宣传队和八三四一部队官兵不是李志绥说的“下午四点到了清华”，而是上午十一点钟。下午四点钟的时候，蒯大富已经去市里找领导，他走后，校园里很快就出事了，他下面的负责人组织力量向宣传队出击。先后打死打伤了多名宣传队的工人。
发生如此严重事件，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主席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五人，解决这个问题。凌晨两点多，我和聂元梓、谭厚兰还有王大宾在人民大会堂西门外一个过道的门里等着。大约二十分钟左右，谢富治副总理出来问：“都来了吗?”我们说蒯大富还没来，谢富治对我们说：“不等了，进去吧。”我们跟着谢富治，进了大会堂往里走去，谢富治突然站住说：“快进去，毛主席在里面等你们好一会了。”当时，我好像有迷离为梦的感觉，简直不敢相信。我们快步跟着谢富治来到里边一个厅的门口。后来才知道这是湖南厅，也叫118厅。看到毛主席和身后陪同的中央领导已经在门口迎我们。我们非常激动地跟毛主席握手，嘴里说：“毛主席，您好!”
进屋后，毛主席要大家坐了下来。这是毛主席会见客人、召集中央领导人议事的一个室，十几个沙发围成弧形。陪同毛泽东主席召见的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叶群、汪东兴、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黄作珍及吴德。毛泽东主席和我们一边谈话，一边等蒯大富。蒯大富后来说：“从市委又回清华大学，和迟群、谢静宜谈判后，团派绝大部分人撤出了清华。我和段永基、陈育延、司机共四个人，又赶到电报大楼。在7月28日清晨5时30分，致电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向中央呼救，向毛主席呼救，恳求中央马上接见。发了电报，我也没地方去啊，先想到天津。后来一想，还是到北航去看看吧。一去听说：‘怎么中央首长接见你没去?’我立即上车赶到人民大会堂。”
毛泽东主席还在和我们谈话，有人报告说蒯大富来了。
蒯大富走进来，号啕大哭。毛主席起身，在座的也都站了起来。毛主席向前走几步，大家都站在主席周围。蒯大富握住毛主席双手，脑袋靠在毛主席胸前。他一边哭，一边告状：“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毛主席转过身，把手伸出来说：“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
我紧挨着站在毛主席右侧，我一边流泪一边对蒯大富讲：“工人、解放军是毛主席派去的。”
蒯大富说：“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把人隔开。这次怎么抓我们的人!”
毛主席对着谢富治、温玉成问道：“是不是抓人了?谁让你们抓人!统统放了!”蒯大富如同在外面挨打的小孩回到家里一样，只顾告状。 接着又坐下来谈话。因为蒯大富迟到三个多小时，谈话内容有重复。在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决定向毛主席请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如果不问，什么时候再有机会问呢?如果不问，毛泽东主席百年之后我怎么向人民交代呢?我鼓足勇气问道：“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的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我的话音一落，在座的中央领导人神情都变得很严肃。我明白，谁也想不到我会向毛主席提出这样的问题，气氛有些紧张。毛泽东主席很平静，回答说：“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朝打二十年，跟蒋介石不也是打了几十年嘛，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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