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汉学家:欧美学者错误的认为“清朝并非中国”

　　3“新清史”：一场由学术辩论兴起的研究

　　侯德仁：但“新清史”这一称谓已经广泛传播，在学术界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我们还无法用其他词汇来代替它，所以姑且还是称之为“新清史”吧。您能简要介绍一下“新清史”的缘起吗？

　　柯娇燕：“新清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6年，罗友枝在美国亚洲学会年会上发表了《再观清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的演讲，着重批评了何炳棣（Ping-ti Ho）1967年在《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提出的“清朝统治者的‘汉化’问题”。罗友枝从满洲中心的历史观出发，认为清朝能在中国成功统治近300年，主要原因并不是“汉化”，而是由于清朝统治者着重保留的满洲特性，利用这种满洲特性，加强与各民族间的联系，最终构建了一个包括满、汉、蒙、藏、维吾尔等多民族的帝国。何炳棣随即撰述了《捍卫汉化：驳罗友枝的〈再观清代〉》一文，指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汉化过程是一个历史事实，满族则是汉化程度很高的民族，非汉民族的汉化扩充了汉文化的内涵，以此驳斥罗友枝的“满族中心观”。这场著名的辩论之后，美国学术界先后出现了众多与该主题相关的学术论文和专著，“新清史”研究逐渐兴起，欧立德、米华健、路康乐、罗友枝等人也成为所谓“新清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还有人把我也算作其中的一员，对此我自己却持保留意见。

　　4“满族中心观”具有局限性

　　侯德仁：可否评述一下“新清史”代表学者的主要观点？您对“新清史”学者的“满族中心观”有何看法？

　　柯娇燕：“新清史”学者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例如，“满族中心观”认为清帝国是一个“满洲帝国”，代表作有罗友枝的《再观清代》和欧立德的《满洲之道》。欧立德还在书中再三强调“满族中心观”的重要性，甚至把“满族中心观”与“清史研究”视为同等的历史研究视角，但我对此却不敢苟同。

　　有学者认为我是“满族中心观”一派，这也是错误的。我本人在清史和满族史研究上的观点与欧立德等人并不一致，甚至是针锋相对的。我认为，把清朝时期的中国看作是“满洲帝国”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我们不能因为清朝统治者，特别是最高统治者是满族，就把清朝的统治方式和政策归纳为“满族中心观”或“满族文化中心观”，这种看法是相当片面的。

　　清朝的统治具有满洲元素，但不能看成是以满洲为中心。在我看来，清朝的统治是一个帝国的政治结构。这是有事实依据的，首先，清朝有皇帝的统治，皇帝不仅仅指一个人，更是代表一种统治制度。皇帝制度的存在是帝国统治的第一个特性。其次，清朝政府结构很特别，拥有三种政府管理体系——第一种是满族自身所特有的八旗制度，这是军政合一的政治组织形式；第二种是蒙古衙门，后改称理藩院，是清朝管理蒙古和其他少数民族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第三种是从明朝沿袭而来的管理体制。清朝将以上三种不同的政府管理体系纳入到一个帝国之内，是帝国统治的第二个特性。最后，清朝统治的疆域非常辽阔，将许多不同的文化纳入一个帝国统治之下，这是帝国统治的第三个特性。

　　在清帝国统治者所构建的天下秩序观中，皇权的表达具有“共主性”（Simultaneities），清帝国成功地将几种不同的统治方式糅入皇权之中，并在不同的地域空间和价值体系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因此，在这样的天下秩序观之下，谈论“满族中心观”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清朝的皇帝绝大多数时间里，把满洲人仅仅看作是多民族帝国的一份子而已。一个真正的帝国不是隶属于某一个文化的，而是超越文化的存在，帝国的皇权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可以看到17世纪的乾隆皇帝作为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拥有征服者、家族首领、神权领袖、道德典范、律令制定者、军事统帅、文化艺术赞助者等多重身份，这多种身份既相互联系又具有混杂性，但是又集中统一于乾隆帝一身。乾隆帝不仅仅是满洲人的大汗，更是全天下的共主。

　　满族文化与满族史都是整个清帝国史的一部分，清帝国的文化包括汉族文化、满族文化、蒙古族文化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甚至还涵盖了各种宗教文化。我在《半透明之镜》一书中就明确指出：清朝是一个帝国，清帝国的文化涵盖了其统治之下的各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清帝国的皇权则是超越文化的一种存在，清朝的皇帝是天下所有臣民和文化的共主。

　　5“阿尔泰中心论”缺乏立论根据

　　侯德仁：您如何看待“重视满族文化就必须重视阿尔泰文化”的观点？

　　柯娇燕：欧立德、濮德培（Peter Perdue）等人认为满洲文化隶属于阿尔泰文化，阿尔泰文化则是比满洲文化更为古老和深奥的祖先文化，满洲人也应该被当做阿尔泰人来理解。欧立德甚至还用“阿尔泰学派”来称谓清史研究学者，用“阿尔泰中心论”来重述清史。他们的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因为历史上根本不存在阿尔泰文化。

　　欧立德等人的这种看法是受到了语言学上“阿尔泰主义”假说的影响。根据这一假说，阿尔泰语系包括突厥、蒙古、通古斯三个语族，满语则是通古斯语族的一支。一直以来，支持阿尔泰主义的学者都在仔细寻找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语间具有语系关系（genetic relationship）的证据，但是他们没有找到。因此，欧立德等人的有关观点是不正确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日本学者为了论证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领土的合法性，以及他们建立“满洲国”的正当性，曾经大肆宣扬阿尔泰主义语言假说，他们的做法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另外，“新清史”学者的研究较多地运用了族群（ethnicity）理论，重点考察了历史语境中的满族、蒙古族等其他民族的身份认同问题，这种研究取向被某些学者认为是“中国研究的族际转向”（ethnic turn in China studies）。但在我看来，满族的形成是一个内在的历时性发展过程。“满洲人”的概念，是乾隆时期，统治者在意识形态上人为建构起来的；与皇室贵族上层不同，满族下层内的族群意识与认同是在清末才产生的。满洲人在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年才转变为一个民族。我反对用“族群”这一术语指称早期的满洲人，但欧立德与我的看法不同，他认为“满洲”名称的出现就已意味着满族的形成，自八旗创设伊始，女真族（满洲的前身）就有了民族认同，到皇太极将女真改称满洲，满族就已经形成了，八旗制度在满洲族群的认同中起到了制度化的作用。但我却认为满族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6“新清史”研究有助于矫正“大汉族主义”倾向

　　侯德仁：最后请您简要总结一下“新清史”研究的积极意义。

　　柯娇燕：“新清史”研究者注重以满洲为中心研究清代历史，有利于纠正学术界的“大汉族主义”倾向，有利于从多元文化视角看待清朝的历史发展。它注重比较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加客观地认识清朝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有助于我们以更宏观的视角看待清朝历史发展的时代意义。另外，“新清史”研究者非常注重满文资料，特别是满文档案在清史研究中的利用，重视满文档案资料的独特价值，常常可以从满文档案资料中发现汉文资料没有的信息。这一点尤其值得肯定。

　　侯德仁：向您学习满语的过程令我收获颇丰，能谈谈满语学习的重要性以及您满语教学的方法吗？

　　柯娇燕：清朝的统治者是满族，满语在清朝被视之为国语。清朝给我们留下大量的满文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既有满汉合璧形式的，又有纯满文形式的。其中所包含的信息，有时甚至会颠覆我们之前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所以学习、阅读、研究满文档案和满文资料就特别重要。

　　现在满语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濒危的语言，除了少数专家学者可以认识和掌握满文文字之外，在民间几乎很难找到能讲满语的人。令人高兴的是，现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政府和高校开始为拯救满语而努力，积极倡导和组织满语学习班，促进满语的传承。我自己多年来也一直坚持学习和用满语进行研究，同时为来自中国等地的访问学者和博士后开设满语课程，和他们共同阅读满文档案。在教学过程中，我打破常规，在教授他们认识满文字母之后，直接通过阅读原始的满文档案文献进行教学，特别重视满语语法教学。让学生在领会满语语法的基本要旨之后，能很快地分析满语的句式结构，从而通过查阅字典，独立地阅读满文档案资料。多年的实践也证明这种教学方式确实可行，我也很高兴能通过自己的绵薄之力，为满语和满族文化的传承贡献一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