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汉学家:欧美学者错误的认为“清朝并非中国”

　　我认为，把清朝时期的中国看作是“满洲帝国”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我们不能因为清朝统治者，特别是最高统治者是满族，就把清朝的统治方式和政策归纳为“满族中心观”或“满族文化中心观”，这种看法是相当片面的。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侯德仁，原题：《美国学者柯娇燕：我对“新清史”研究的保留意见》

　　2013 年2月至8月,我到美国达特茅斯学院访学，在柯娇燕教授的指导下学习满语、清史等。回国前夕，我就满语研习、满族史研究、清史研究以及美国“新清史”研究等具体问题专门请教了柯娇燕教授，请她从一个美国汉学家，特别是清史研究专家的视角，对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观点。

　　1不断接近历史真相

　　侯德仁：您大学时学的专业是英美文学，后来为什么会对历史研究感兴趣，又是怎样走上清史和满族史研究之路的呢？

　　柯娇燕：我从小就喜欢历史，在高中也初步学习了历史知识。1973年，我刚上大学，美国签署了结束越南战争的协定。当时我和我的同学都坚决反对越南战争，就因为这个，我想了解亚洲的历史和文明，所以就在大学里有意识地学习了亚洲史。

　　大学三年级，我开始学习中文，并练习用中文与华人同学交谈。几年的大学生活后，我发现我亲密的朋友很多都是中国香港地区和马来西亚的华人。我常和他们一起说中文、吃中餐、探讨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和历史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在大学里选修了中国史课程。

　　大学毕业前夕，我的中国史教授建议我申请攻读中国历史的研究生，之后我向耶鲁大学递交了申请，获得批准后就前往耶鲁大学跟随著名清史专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先生学习中国史。在他的指导下，我开始研究清史，并于1983年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研究清史就必须懂满文，所以研究生期间我还专门去哈佛大学跟著名的满学家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学习满文。

　　侯德仁：您的导师史景迁先生非常擅长用“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他的研究成果。他的著作文笔生动、思想深邃、视角独特，非常好看。在他的笔下，无论是康熙和雍正这样高高在上的帝王，还是皇帝的宠臣曹寅，抑或是中国的天主教徒胡若望、17世纪中国山东的乡村妇人王氏都被描写得有血有肉、个性鲜明，显示出了高超的史学修养和文学表达能力，是一位擅长文史融通的高手。中国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在我看来，史景迁一定深受中国史学家司马迁著史风格的影响，极为重视文学手法在史学写作中的合理运用。从他的中文名字就能看出：“史”乃历史，“景”为敬仰，“迁”即为司马迁，三者之合即为尊敬和敬仰司马迁之意，实在太有趣了。

　　柯娇燕：这个解释我第一次听说，确实很有趣。史景迁先生确实非常重视文学和历史的结合，但你刚才提到“文史不分家”，其实是文学与历史的关系问题。我认为文学和历史并非是一家，二者间有一定区别。一部优秀的史学作品，除了合理采择史料外，更重要的是能运用史料对历史问题进行精当的分析和论证，而这个过程需要作者具有良好的文学和哲学素养。虽然说历史学不能等同于文学，但历史著作的写作和表达都需要借助文学手段，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家和诗人、小说家有相似之处。我们总是希望历史著作内容客观化，实际上我们却难以完全做到这一点。

　　侯德仁：是的，尽管我们以非常审慎和客观的态度从事历史研究工作，但无论我们怎样利用史料去考证分析，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复原历史事实本身，所得结论往往都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历史学家的主观能动性也十分重要。

　　柯娇燕：但我认为历史研究最光荣的地方恰恰就在这里。我们所掌握的历史信息总是不全面的，要得出完全公正客观和真实的结论，写出完全客观公允的著作非常困难，但历史学家依然坚持不懈，我们可以不断搜集资料、改进研究方法，不断接近历史真相。

　　谈到历史研究的主客观性，大多数历史研究者都主张论从史出，重视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认为历史研究具有客观化品格，因此有很多人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历史研究成果是科学化、客观化的。可是绝大多数时候我们所掌握的历史信息非常少，尽管数理统计等自然科学方法在史学中的应用提高了历史研究的精确性，但实际上历史研究的精确度难以与科学研究相比拟，而且，总体来说，历史研究不是纯粹的客观研究，因此不能将历史学称之为科学。即便是我们今天认为“正确”的科学，再过一百年后，或许也会被证明是错误的。

　　侯德仁：确实，真理也具有相对性。因此，历史学家就更要善于在纷繁复杂史料中，辨伪存真，考订出真实的历史事实。

　　柯娇燕：是的，这就是历史学家的主要工作——不断搜寻和辨析历史材料，从而得出比较正确的研究成果。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也有这方面的含义吧。

　　2“新清史”、“新清史学派”提法不够准确

　　侯德仁：“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是美国近年来关于中国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出现了一批研究“新清史”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受此影响，近二三年来，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也掀起了一股“新清史”研究热。

　　“新清史”的提法缘于美国，您也被认为是“新清史”学派的一员。您的《半透明之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与身份认同》、欧立德（Mark Elliott）的《满洲之道：八旗制度和中华帝国晚期的族群认同》、罗友枝（Evelyn Rawski）的《最后的帝王：清代皇族社会史》、路康乐（Edward Rhoads）的《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更是被称作“新清史”四书。可是您自己似乎不太愿意被称作“新清史”阵营的一员，为什么呢？

　　柯娇燕：这个问题很重要。“新清史”，英文是“New Qing history”。在美国，很少有人用“新清史”一词来形容自己的作品，我自己一次也没有用过。只有欧立德、米华健、邓如萍（Ruth W.Dunnell）和菲利普·弗瑞（Philippe Foret）主动用“新清史”一词来形容自己的研究。他们主张大清帝国有其自身的特性，与中国前期的帝国有很大差异，原因主要在于大清帝国的统治具有很强的满族元素和独特性质。我基本同意这一观点，但问题在于“新清史”或者“新清史学派”的提法是否准确和合适？

　　我觉得这两个称谓都是不准确的。第一，早在欧立德等人之前，就有很多历史学家已经论述过清朝统治中的满族因素问题。他们的这个观点不是什么最新的见解，称为“新清史”恐怕不妥。第二，“新清史学派”的提法也不对。美国有个学者曾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文章中说“新清史学派”成员有一百人之多，是否有这么多人我不能确定，但他所谈到的这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和想法，基本上没有一致或相仿的，很难把这些人都统称为“新清史学派”。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