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和经济是连在一起的。把民生修好，13亿人的大市场是世界最大、最具竞争力的统一市场。这是中国的核心竞争力。维护中国的统一和13亿人社会的稳定是发展之本，也是最重要的安全目标。由此一条，假以时日，中国一定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能够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三件事是外引资源。中国的现代化要进一步发展，资源制约是现代化进程的最大瓶颈。作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应该更多地引进资源，因为制造业国家离不开资源。这也体现了中国的国际战略方向，重点是陆路通道。要跟资源国家建立战略同盟关系，包括俄罗斯、中亚国家、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可以把中国的周边战略概括为：西联东固、南融北合。与周边国家开展经济合作，建设东亚经济圈，绕开金融国家和海权国家的干扰和阻击。
现在中国需要做的，就是把陆路通道建起来，利用现代运输技术，高速铁路、重载铁路、管道、电力线等，把能源通道建好。这样中国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内修民生就有所依持，否则家里就会断顿。
当然，建设陆路通道不仅仅是修铁路、建管道的工程，而是涉及许多国际政治、经济、安全事务的复杂社会工程，甚至是重构世界政治经济地理中心的重大历史事件。对此，我们不要看轻了，更不要看简单了，而应该作为重大国策来规划设计。要跨部门、跨地方通力合作，不可当成一般的工程项目、经济项目。现在我们遇到的许多问题，就是因为自己想简单了，以为和在国内修铁路、管道、电站是一样的，没有考虑到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结果经常碰壁，却并未真正接受教训。
总体上看，陆上通道的建设我们还能控制，陆权可以分割，我们与资源国家、通道国家的共同利益更多，也相对容易实现合作。与海权国家控制的海上通道相比，主导权更好把握一些。所以即使有困难，也要积极去做。不然就会把战略主导权交给海权国家，或受其制约，或被迫与之正面交锋。对中国来说，海路与陆路的选择既是利害相权，也是有备无患，有备则可利取其重，害取其轻；若无第二手准备，就只有被扼杀一途。
第四件事是制造为本。实现工业化是中国长期的奋斗目标，中国要坚持以实业为本，金融改革要为发展实业服务。中国拥有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全”是中国制造业的最大特点。按联合国的制造业标准，24个大项、39个中项、几百个小项，中国全有。可以说，是从造铁钉到登月车，一应俱全。但问题是我们低级的多，高端的少，航空发动机、芯片，这些真正属于现代工业制造皇冠上的明珠，我们还没摘下，还要继续努力。尽管如此，中国已经具备成为东亚经济圈核心的关键条件——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有这样的体系，别人就会来为你配套，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制造业是中国的立国之本，也是东亚经济圈之本。
近几年，中国经济发展减速，除了国内因素之外，更多是全球危机传导的结果。前几十年中国的高速发展，与处于全球化景气周期密切相关。中国大规模制造，通过海外市场的需求拉动，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全球进入危机时期，海外市场已经很难恢复到以前的水平。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无论如何进行调整，都很难迅速形成一个替代市场，因此，经济减速难以避免。在全球危机的背景下调整结构是必须的，只有尽快形成国内和周边市场，替代海外市场，才能为已经形成的庞大产能找到出路，实现就业与增长。
在国内需求中，寄希望于消费的快速增长是不现实的，应该主要在国家中长期发展的需求上找出路。有经济学家提出通过城市化或城镇化来拉动需求，基本方向是对的。以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还有很大的潜力。只是城市化需要大量的资源，包括土地、水源以及矿产等资源，这是重大的制约瓶颈。更何况，城市化会加剧土地、水资源、就业岗位紧缺，使得推进城市化的过程困难重重。也有人提出加强水、土、沙的治理，通过国土整治“再造中国”，改善经济地理环境，改善能源结构，扩大中国宜居空间。还有就是传统的加强“铁公基”建设，加大基础建设投资，拉动经济发展。
采取综合性思路、把这几种办法结合起来，也许更具可行性，而且有相互推进的效果。我的建议是，可以把国土的“全域治理”作为纲，把水土沙、铁公基、城镇化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水土沙治理、铁公基建设，为城镇化创造土地资源、水资源条件，改善河流流域环境，扩大就业；通过城镇化，使水土沙治理、铁公基建设具有经济性并保持长期需求。这样做，既能避免造空城或铁公基的弊端，又能发挥其有利创造需求的作用。长远来看，这一做法还可以推向周边，形成新的更大的统一市场。历史上，几个先后主导世界体系周期的国家，都经过长期的大规模基础建设的过程，才形成了远高于其他国家的经济规模。中国要成为东亚经济圈的核心，成为对世界经济有影响的国家，必须要有坚实的根基。经过良好的规划整治，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能成为支撑经济起飞的基地，这才是让13亿人休养生息的美好家园。
金融改革的方向是更好地服务于制造业
经济学界很多人认为，中国应该发展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我认为，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应该坚持完成国家的工业化，不能去玩钱。对主要从事实物生产的中国来说，只要有粮食、能源等基础资源在手，保持从事实物生产的能力，全民同心同德，维护好13亿人的统一大市场，要渡过危机冬天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如何防止已经高度金融化的国家，通过货币体系和金融杠杆来掠夺甚至洗劫中国的实际财富，让中国的实体经济迅速衰落，使中国失去依持，造成人心混乱、社会动荡。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制造业整体的利润水平很低，3%都不到，金融利润很高。比如上市公司，几大银行的利润率超过几百、上千家其他上市公司。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因为每一分的银行利润率都在侵蚀制造业的利润率。前面谈到美国的实业春天、产业盛夏，我们必须把中国的实业春天、产业盛夏迎来，而不要在早春的时候就把果子掐下来，提前进入秋天了。这是一种短视的行为。
在危机情况下，中国在金融开放上必须留一道安全阀门。为什么？不单纯是经济形势好不好的问题，而在于，当周围有一大堆投机资本盯着你的实业利益的时候，你一定要看紧了。老虎就蹲在门口，你不能让小孩出去。只有到没有这种虎视眈眈的投机资本，或者投机资本受到某种程度抑制的时候，你才可以开放。或者是，当你的小孩长成了武松，拿着梢棍带着刀，谁敢欺负他，他就敢打谁，这个时候就可以开放了。换句话说，不要把资本看成是中性要素；尤其是在危机时期，资本的快速流动往往是导致危机爆发的诱因。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特别是国际资本，是冲破主权堤坝的洪流。这一点，只要看看阿根廷的现状就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
不论是内部环境还是外部环境，如果没有发生变化，就不可一味地说“为了推进改革”，一切都要依从于环境。现在很多国际金融机构都在诱导中国开放，号称这就是接轨。我就遇到过美联储的人，在北京给中国的银行家们授课，核心是要中国遵从美国的货币政策。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政治家应该对银行家进行政治约束和思想教育。这种政治性管理的原则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而不是资本利益至上。
有件事很荒唐，就是总说金融开放的时间表。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重大金融政策的公布具有很强的经济价值，所以美联储格林斯潘等人关于升息降息都含混其词，语焉不详。而中国金融开放的进度对世界金融市场造成的预期，也可能导致巨量的资金流动，我们为什么要说得那么明白？为什么要在其他国家的压力下公布时间表，以满足国际资本的预期？不可控的风险，是对冲国际金融资本投机的制约因素。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这个重要的杠杆？在所有国家主权开放的条款中，都有国家安全例外原则，我们在金融开放中也应记得这条原则。
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金融改革的方向是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制造业，服务于中国的实业发展。中国的实业，是中国金融的根基。片面地讲人民币国际化，你那个国际化怎么能做得过美欧金融化国家呢？现在荒唐的是，我们拥有世界最多的外汇储备，拥有世界最高的储蓄率，而中国企业获得资金的利息却是世界最高的。这一荒唐现象，把一堆实体企业给搞垮了。
这是指导思想问题。国家存钱多，老百姓存钱也多，可以用比较低的利率来给实业去做，实业就能发展，可现在银行的利息能把私营企业逼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树都没有了，你那个金融树叶往哪长？你又长不到美国那棵树上。何况美国那棵实业大树现在也枯了，中国还能走这条路？所以我认为，资本开放不开放，实际上是金融改革和开放的方向问题。为什么开放？为谁开放？为资本，还是为实业？为金融获得超额财富，还是为中国的长远发展、为中国人民的根本福祉？核心问题是在这。
搞金融、银行的人都希望放开。为什么？他们以为可以在这中间获得最大利益。但是别忘了，后面还有真正的秃鹫在那等着，那块肉不见得是中国人吃到嘴里，吃进去了也可能得吐出来。真到那时候，中国可能会垮掉，陷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境地。这一情况，在东南亚国家、南美国家都出现过。
金融开放可能带来一些实际利益，但重要的是，中国不能为“一勺红豆汤丢掉了长子权”。改革和开放都不能刻舟求剑，不能闭门造车。我们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夏季采取开放方针，打开门窗通风，在危机的冬天必须关上门窗避风。所有内政外交，都不能忘记目前正处在全球化的退潮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该提倡“自力更生”。这个自力更生当然不是传统的封闭，而是一种新的自力更生，即重视国家和区域经济共同体内部的自力更生，在基础资源供应和基本消费方面实现自给自足，保持金融主权独立自主。
国内改革的方向要变，内涵要调整。不是推进更快发展，而是稳定内部。不光是调整经济结构，更要调整政治结构，解决利益分配问题。波兰尼早就说过，自我调节的市场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我们不能片面强调市场决定性，而要加强对市场自发力量的控制和调节。全球危机时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不审时则宽严皆误。目前中国最重要的安全措施是保持独立自主的精神状态，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政治主权和财政金融主权。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