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特别提到，普北班是“强化外语培训班”，在“强化”两个字上，他加重了语气：“如果想到北京来旅游，对不起，这个班没有时间来做这些事情。” 普北班一般设四个年级，入学先考试，根据学生的考试成绩分配到不同年级。学习时间共两个月（八个星期），每天早上从八点开始，上课四小时，一直到中午十二点。下午两点到五点，一对一单独上课——这是最有学习压力的时刻。晚上八点到十点则是老师答疑时间。此外，每周会安排两次“中文桌子”，时间是中午十二点到两点，由一个老师带两到三个学生出去吃饭，学习用中文点菜，随便聊天，“总之，让他们尽可能多地说中文”。还有一到两次校外学者专家讲座，内容涉及中国社会、经济、文化……
大连某对外汉语教师培训基地一位自称“从93年第一届普北班开始任教，一共教了四届”的老师，在《对外汉语名人周质平及普北班的运作和教学法》一文中，记录了他的见闻：每个学生每天上午上两节大班课、两节小班课，“为了上好课，事先必须预习生词和课文，上课时教师是不进行讲解的”，下午则要跟一名教师个别谈话，“以获得个别辅导”，“然后还要做作业，预习第二天的内容。学习的强度是很大的，学生们经常学习到深夜”。
不仅学生累，老师也累：“工作强度非常之大。在普北班教汉语必须全力以赴，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兼职做其他事情。” 周质平自然更不能自外于此：“周质平教授经常亲自听课，不行的马上就让他下来，自己亲自上阵示范。开课之初还会对教师进行摄像，整个年级教师一起观看，给教师挑毛病。”
这位老师同样提到“语言誓约”：“在开班之前每个学生都要写一个保证书，签上名字，保证在普北班期间不说自己的母语。如果被发现说汉语以外的其他语言，会被开除，学费也不退还。教师也一样，虽然没有保证书，但是被发现用英语教学或谈话也会受到严厉的批评。”
“语言誓约”的执行严格到了什么程度呢？周质平说，不单是教室里必须说中文，宿舍里也一样，“我们规定，普北班学员必须住在北师大学生宿舍，不允许在外面住，而且我们要求同宿舍舍友之间也要严格执行语言誓约，只说中文”。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和父母打电话，但也“必须到没有人的地方悄悄地打，只要有其他人在场，就必须说中文 ”。
刘力嘉半开玩笑地称周质平的教学方法是“集中营式”， “我们还是更中庸一些”。事实上，哈佛的中文教学项目，学习强度也是很大的。同样是小班教学，人数一般控制在十个人左右，以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在课上参与讨论、发言。作业量同样很大，每天的课后作业需要一到两个小时来完成。学生每周都要去老师的办公室至少一次，用中文和老师交谈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除此之外，老师还会参加学生的“外语午餐”活动，每周一次，在午饭饭桌上只用中文交谈。
刘力嘉向澎湃新闻记者介绍说，哈佛的中文教学项目共有二十三名教师，是全美最大的中文教学团队，另外配有两名博士生做助教。
“我们的老师一般都有对外汉语专业的硕士学位。每年哈佛还会到北京语言大学去招人。”刘力嘉说，她每年大概会收到三百份简历，从中筛选出八十人，由刘力嘉亲自面试，再选出七十人进行培训，最后留下四十人在哈佛中文暑期班授课。这四十人中表现最为突出者，才会被带到哈佛——从练习课的实习老师开始做起。哈佛暑期中文班每年招收大约一百名学生，师生比达到一比二，也就是说，一个老师带两个学生。暑期班的老师，既有从北京语言大学招聘而来的，也包括哈佛中文项目的常任教师。
与哈佛的情况相仿佛，普北班每年都会培训六七十名老师，二十余年下来，已经培训出了两千多名老师。由于课程和北师大合作的缘故，普北班老师的主要来源是北师大，也有北京语言大学、人民大学的师资，“其中绝大部分是对外汉语专业的硕博士”。当然，也有不少老师来自美国，“每年我们都从美国带十个左右的老师到北京，都是普大的讲师，由这些从美国来的老师组织各个年级的教学”。周质平说。
或许更为关键的是奖学金，“我们提供的奖学金的比例应该是全美最高。而且奖学金不仅给普大学生，也给非普大学生，没有其他任何一个项目做得到”。周质平说，每年都有不少欧洲以及日本、韩国的学生慕名而来，“最近几年，美国高校在中国办的中文培训班，人数一直在减少，只有普北班的人数不减反增”。奖学金无疑在其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对外汉语教学亟需现代化、当代化
中国的中文学习项目竞争不过美国，最为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教学方法乃至思想理念的落后。
刘力嘉评论说，国内大学的对外汉语项目教学方法落后，重量不重质，授课时间虽然长，授课方式却还是以老师讲、学生听为主，而美国高校的语言课注重的恰恰是如何让学生开口说话，鼓励他们积极回答问题和参与讨论。
“忽视实际应用的听说读写，是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的主要问题之一。教外国人的一大难点是，你必须理解他们是怎么想的。”刘力嘉有一次在国内听课，中国老师问美国学生如何解决交通堵塞问题，学生答“汽车游泳池”（car pool，意为拼车），老师笑着说：“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错了。”刘力嘉说：“这种时候就需要老师不仅懂中文，也要知道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明白他们为什么会犯错。教语言不光是告诉学生一个正确答案。”
哈佛中文项目的教师在教授词汇的过程中，也特别注重难度的递进。“比如第一年可以教‘一定’，学过之后再教‘必然’，到较高水平了才能教‘势必’，不能一下全扔给学生。”
而普大一直以来的做法，都是“听说领先，读写跟进”，强调听与说的重要性。周质平说，“普大不太赶中文教学的时髦。美国的中文教学方面，派系林立，学说纷纭，最近又开始流行什么‘任务法’或者‘交际法’，强调语言的使用或者交际当中的流利，把准确放在了次要位置”，与这些流行的教学法相反，“普大多年来始终坚持发音准确、语法正确，先把基础打好，再谈语言功能。语言的功能不是凭空而来，必须做到语音准确、语法正确，才可能与人交际或者达成任务”。
普大这套重视听说、强调准确的教学法，来自著名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教授（Middlebury College的汉译“明德大学”，也出于牟复礼之手）。二战期间，美国国防部拨款于1943年成立了陆军培训班，专门针对军人讲授“关键语言” （Critical Languages，包括中、日、韩、俄、阿拉伯五种语言）课程。牟复礼参加了第一期陆军培训班，考了中文班的第一名。这个班的负责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赵元任。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牟复礼前往普大东亚系执教，同时开展中文教学。他沿用了赵元任及其女赵如兰创设的“赵氏中文教学法”，“先求其准确，再求其流利”。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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