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离开大同1年零8个月后,10月22日下午,数十位老者聚在大同古城四牌楼附近,热议对象依然是“身边的政治”。
“老耿来的5年,大同变化比过去30年都多。”年过50的老刘至今还住在古城内的棚户区。他说,如果不是耿彦波去年调走,拆迁慢下来,今年冬天也能住进有暖气的楼房了。
73岁的老段对耿彦波“白加黑、5+2”的工作方式充满钦佩。大同有句话叫“见市长比见局长容易”,包括他在内,很多人都见过在工地忙碌上的耿彦波。
在数十位老者的记忆中,耿彦波面容清瘦、皱着眉头,穿一双落满灰尘的旧皮鞋,老百姓当面找他反映问题总能当场解决——这与传统语境下的“清官”形象几近吻合。
耿彦波留给不少大同市民的好感,也让丰立祥处境颇为被动。
在大同的8年时间里,丰长年在市委的办公室,老百姓很难见到本人。新闻报道中的他基本都是在开会发言,对普通市民来说基本上没有吸引力。
这也是中国地方执政者一个很常见的景象。书记和市长,本是市委和市政府的“一把手”。前者是党内职务,定基调、统揽大局、掌管人事;后者是行政长官,负责具体行政事务。
他们分工不同,赢得的关注度也有所不同。这也是为官之道的一门“学问”,有人重视上级评价,懂得经营“官声”,有人热衷深入基层,善于积累“民望”。
当耿彦波被调离的消息传出,“民望”再一次集中爆发——不少参与2013年初请愿活动的大同人认为,是丰立祥占着书记的位置,耿彦波才不得不离开。当时亦有人编出“空谈误国丰立祥、实干兴邦耿彦波”的段子,揶揄这位当时的市委书记。
“人事任命最终还是省里决定的,老百姓的心情能理解,不过看法还是太偏颇了。”当地一位政府官员颇有些无奈。
碍于身份,他不愿对丰、耿二人做更多评价,但也承认,耿彦波在他心目中堪称“完美”。
挺与倒:为城市发展牺牲的大同人
在“挺耿派”众多的大同,王建是个异类。
他原本住在古城内北城墙脚下,2011年9月遭遇强拆,期间还因为言论不当、行为过激被公安机关拘留多次。
王建反对拆迁的理由很简单,补偿不合理。政府给的补偿标准时拆一平米补一平米,安置房的面积如果超出标准,要按相应的阶梯价格购买。
“大红本的房子,2002年左右买的,政府要拆,装修没有补偿,搬到城外也不算地段差价。”因为不接受安置条件,王建带领他所在小区的近百拆迁户硬扛了大半年。他也曾拦住耿彦波当面表达诉求,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坚持到最后的王建在拆迁前一天分到了相对理想的安置房,之后政府还以困难补助的形式拿出11万元作为补偿。
可王建并不打算罢休。他觉得如果不是自己态度强硬,就会和大多拆迁户一样,租房、排号、等待新房分配、贴钱买房,住到距离老城七八公里的地方。
“到现在为止,还有不少2012年、2013年拆迁的人没住进安置房。”王建决定用镜头记录古城拆迁。一年多期间,他至少见证了50起强拆,其中包括自焚、跳楼等抗拆事件。
这些亲眼目睹也让王建越来越失望。在他看来,古城虽然气派了,但是缺少了原始的人烟味儿,城市虽然靓丽了,但建起来的多是高楼大厦,和真正的老百姓生活离得太远。
像王建这样坚定的“倒耿派”,在大同略显孤单。过去几年,相当数量大同市民遭遇拆迁,但大家的态度多为无奈,或抱着顾全大局的想法。
“毕竟环境好了,城市有变化了。”一位曾住在古城华严寺旁边的“拆迁户”坦言,十多年前,大同人街上走一圈,鼻孔都是黑的,如今马路宽敞、干净了,空气质量也排到了全省第一。就冲这个,个人吃点亏不算什么。
“大同人深爱大同的历史文化,怀有浓烈的古都情节。”大同市古城保护和修复研究会会长安大钧告诉澎湃新闻,1972年,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大同的周恩来总理曾表扬大同的文物古迹没有在“文化大革命”中破坏,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大同人很早就认识到古城的历史文化价值。
大同市城乡规划专家委员会主任张滃也直言,为了古城,大同人确实做了不少牺牲。
据他介绍,大同曾是北魏首都,辽、金陪都。1982年,大同与北京、承德、南京等另外23座城市共同入选首批历史文化名城。1984年,国务院批准大同市为全国13个较大的市之一,一同入围的,还有大连、重庆、青岛、无锡等。
这是大同的辉煌,也是大同的痛楚。最近30余年,由于国家战略布局、煤炭产业的局限、主要领导更换频繁等原因,这座城市的地位已经被边缘化。
以最近两年为例,大同GDP总量仅高于阳泉、忻州,位列山西省第九。今年7月开通的大(大同)西(西安)高铁,实际只有太原至西安段通车。地处山西北部的大同,至今连动车都没有通。
“看着资源枯竭、城市落后,大家也希望找一条新的出路。”张滃认为,不少大同人表现出对耿彦波的支持,说到底还是对家乡发展的渴望。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