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帝不幸的根源
权力过于巨大,是造成中国皇帝们不幸的根本原因。皇帝是天下最自由的人,因为他的权力没有任何限制。皇帝又是天下最不自由的人,同样因为他的权力没有边界。
皇帝十分清楚他的一切都是来源于自己的权力。为了保持自己的至高尊荣,皇帝必须牢牢把握住权力,一丝一毫也不能放手。利益的焦点必然是力量的焦点。普天之下有多少精英人物在日夜垂涎、掂量、窥测、谋划着大位。为了让天下人成为自己的奴隶,皇帝自己成了权力的奴隶。他必须像爱护眼睛一样地爱护自己的权力,一分一秒也不能松懈。被剥夺权力的恐惧使皇帝们神经常年高度紧张,甚至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呈现某种精神病态。朱元璋在写给自己继承人的《皇明祖训》中,就鲜明地表现了这种过度戒备心理。他说,凡帝王居安之时,应该常怀警备之心,日夜时刻不可松懈,这样才不至于被人所窥测,国必不失……每天都要当成是在战场上一样,白天注意观察周围人的言语举动,晚上要严密巡查,搞好宫内安全保障。即使是朝夕相见的心腹之人,也要提高警惕,所谓有备无患也。如果有机密之事要与亲信商量,需要屏退旁人,那么也不能令护卫们退得过远。最多十丈,不可再远!……兵器、甲胄,不离左右,更要选择数匹良马,置于宫门及各处城门,鞍鞯俱全,以防意外……
为了保证自己的意志绝对畅通,为了保证自己对权力的独占,皇帝们一再地粉碎对皇权的任何威胁和挑战,同时也不得不把自己变成牛马,担负起沉重的工作负荷。在皇帝体制下,“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那些雄才大略的皇帝,每一个都不得不成为工作狂。秦始皇每天规定自己必须看完一百二十斤的竹简文件,才能休息。朱元璋说自己“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明太祖御制全集》)。据史书记载,洪武十八年九月的八天之内,他阅读奏折一千六百六十件,处理国事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要阅读奏折二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雍正皇帝在位期间,自诩“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在位十三年,写出了一千多万字的朱批。
康熙皇帝对历代帝王短寿有自己的解释,他在遗诏中曾深有感触地说:“自古帝王多享年不永,书生们每每因此多有讥评。他们怎么知道,皇帝面对的政务之烦,使人不胜其劳。做大臣的,想做官就做官,不想做就不做,回家抱抱孙子,优游度日。皇帝们就没有这样幸福。皇帝的重任不可以托付给旁人,所以舜帝直到死在苍梧时,禹帝直到死于会稽那一天,都没有享受过安宁的生活。当了皇帝,就没有退路,怎么敢奢想安逸!”
除了劳累之外,皇帝的生活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刻板。
本来,世俗权力的巨大,已经令皇帝们精疲力竭,可是传统文化对皇帝的要求还不止于此。中国是一个礼治社会,既然皇帝是天生圣人,是万民的老师,那么一举一动更应该体察天道,遵守礼仪,有章有法,完美无瑕,以为天下众人之表率,以达到“一人正而天下正”的大好局面。因此,历代相积,建立了一套建立在“礼法”之上的完整的帝王守则,使帝王的生活,每一分钟无不处于被规定之中。
我们以清代为例,观察一下皇帝生活。清代祖制,每天早上五点左右,皇帝就必须起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是着衣。皇帝穿衣戴帽是不能由着自己喜好来的,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月份,不同的日子,甚至同一天的不同时辰,皮、棉、夹、单、纱的各种质地以及式样、颜色、规格、文饰都有严格的规定。
梳洗已毕,首先要做的事是“读《实录》一卷”,也就是说要学习祖先的光辉事迹,背诵祖先的教导。
然后是处理政务。即御门听政,皇帝端坐于乾清门。整个听政过程有着严格的礼仪规范要求:文武百官从景运门入,在门下广场排班。奏事开始,大臣从东阶上门,列跪,尚书居前,侍郎位其后,陪奏的官属又在其后。尚书一人手捧折匣折旋而进,至本案前垫上北面跪,将疏折匣恭放于本案上,然后起立,趋至东楹,入班首跪,口奏某事几件。每奏一事,皇帝即降旨,宣布处理意见,大学士、学士承旨。事毕,大学士、学士起立,从东阶下,记注官从西阶下,皇帝起驾还宫。
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2点30分,是皇帝休息、吃晚饭时间,根据《国朝宫室》记载,每天下午皇帝一般在一两点时吃晚饭,然后批阅各部和地方大员的奏章,接着就开始学习。
在下午2点30分到5点这段时间里面,皇帝除了办公以外,还要看书学习。
晚上7点到9点皇帝要祀拜神灵,到各殿神佛前拈香,然后上床睡觉。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如此。
因此,中国的皇帝,说容易,任何昏庸白痴都可以凭血统登上帝位;要说难,则传统文化中对帝王的要求至难至险。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对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类精力过人、意志超群的超级皇帝来说,权力都令他们不堪重负,更何况那些远不如他们坚强的后代。那些精明巧诈的定制之君没有想到,他们制定的帝王标准,给自己那些平庸的后代带来多少痛苦和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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