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表面上中国皇帝权力巨大,荣耀无比,实际上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群人。有以下事实为证:
第一,在中国社会中,皇帝的平均寿命最短,健康状态最差。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历代皇帝有确切生卒年月可考者共有二百零九人。这二百零九人,平均寿命仅为三十九岁多。
有人指出,中国古代人口的平均寿命不过三十五岁,因此,皇帝的平均寿命并不低。可是,三十五岁的平均寿命中包括大量的夭折人口,事实上,古代人均寿命之低主要是由于极高的出生儿死亡率造成的。如果除掉这个因素,人口学家推算,中国古代人口的平均寿命可达五十七岁。众所周知,生下来就死掉的人不可能成为皇帝。因此,五十七减去三十九,中国皇帝的平均寿命比普通人要低十八岁。
除去非正常死亡因素,皇帝的健康水平低是造成皇帝整体寿命低下的重要原因。宋明两代政治秩序较好,皇帝大都是善终,然而平均寿命仍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两宋十八位皇帝,平均寿命四十四岁多。明代十六位皇帝,平均年龄四十二岁多。在明代十六帝中,只有五个皇帝寿命高过均龄,其余十一帝皆低于均龄:从宣德帝到正德帝这祖孙五代竟然都在而立之年左右撒手人间,其中的成化帝也仅仅是刚过了四十岁。其中明光宗登上皇位仅一个月,因为多幸了几个女人,就撒手人寰,其身体的虚弱可知。
第二,皇帝群体中非正常死亡比率高。中国历代王朝,包括江山一统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六百一十一人,其中,正常死亡的,也就是死于疾病或者衰老的三百三十九人;不得善终的,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二百七十二人。非正常死亡率为百分之四十四,远高于其他社会群体。
第三,皇帝这个群体的整体生命质量较差,生存压力巨大,因此出现人格异常、心理变态甚至精神分裂的几率较常人高许多。翻开二十四史的本纪部分,那些一开始使我们惊愕、恶心,后来使我们麻木、厌烦的发疯变态行为实在是书不胜书。有近四分之一的帝王传记中,记录有人格异常、心理变态甚至精神分裂的表现:
南北朝时期宋朝的第六位皇帝,前废帝刘子业,极为荒淫残暴。他讨厌功臣刘义恭,就砍掉刘义恭肢体,剖开他的肚子,挑取他的眼睛,用蜜腌渍,谓之“鬼目粽”。他创办了独家的皇宫妓院,召集众多王妃、公主,令左右幸臣与她们当场开性party。这些女子都是他的长辈或姐妹,稍有不从者,立即杀掉,毫不手软。这个游戏玩腻了,他又叫宫女们与猴、羊、马交配,他在一旁观察。他把叔父湘东王刘彧裸体养于坑中,要他从木槽取食,并称呼他为“猪王”:“尝以木槽盛饭,并杂食搅之,掘地为坑,实以泥水,裸彧内坑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以欢矣。”(《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
前废帝如此,后废帝有过之而无不及。后废帝刘昱凶暴异常,外出游玩,遇到挡路者,无论是人是畜,都命侍从格杀勿论,这使得都城建康,白天户户都大门紧闭,道路绝迹。他命令身边侍卫随时手执针、锤、凿、锯等刑具,臣下稍有违逆,就施以击脑袋、锤阴囊、剖腹心等酷刑,每天受刑者常有几十人,他以此为乐,一天不见有人流血,就闷闷不乐。
这些行为无疑不能用“纨绔”定义,这两个人所患是精神分裂症。
北魏道武帝拓跋 患的是躁郁症:“或者数日不食,或达旦不寐,追计平生成败得失,独语不止。疑群臣左右皆不可信,每百官奏事至前,追记其旧恶,辄杀之;其余或颜色变动,或鼻息不调,或步趋失节,或言辞差缪,皆以为怀恶在心,发形于外,往往以手击杀之,死者皆陈天安殿前。”(《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五)意思是或者数日不食,或者数夜不睡,精神忧闷不安,有时一晚上自言自语,好像对身旁别人看不见的鬼物说话。他上朝时喜怒无常,追思朝臣旧恶前怨,大加杀害。见到大臣脸色有异,或呼吸不调,或言辞失措,就大叫而起,亲自殴打击死在大殿之上,尸体都一字排开摆放于天安殿前。
北齐文宣帝高洋的病状则是病理性激情。他怀疑其宠妃薛氏与大臣私通,亲自砍下薛氏的头,将之藏在怀中赴宴。酒席中,他拿出薛氏的头放在盘子里,在座众人大惊失色。他叫人取来薛氏的遗体,当众肢解,取出薛氏的髀骨,制成一把琵琶,边弹奏,边饮酒,边哭泣,叹息“佳人难再得”,伤痛不已。最后,他披头散发,哭着将薛氏下葬,用的是隆重的嫔妃之礼。
与这些变态行为相比,北齐后主高纬爱当乞丐,齐废帝东昏侯萧宝卷捕老鼠、睡懒觉、驱百姓,明代万历皇帝的二十年不上朝,洪武皇帝的滥杀功臣,嘉靖皇帝的偏执,天启皇帝的沉溺于木匠活儿,都算不上骇人听闻了。
第四,历代皇帝中,事业成功者,也就是说较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的只占一小部分,基本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圣君”更是凤毛麟角。为后世所纪念和景仰的历代成功帝王加起来不过十数名,而庸主、昏君、暴君则比比皆是,占到百分之九十还多。由于皇帝这个职业挑战性过大,这个阶层中的人,在工作中要体会成功感最难,体会到的挫折感却最多。大部分皇帝是在这个职位上“混”过一生的,因为他们的才能、精力、学识不足以统治如此复杂而辽阔的帝国。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