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性烦恼”调查:1/5夫妻受到婚外性威胁

　　来方刚这里接受咨询的一大主流人群，是那些作为丈夫出轨受害者的妻子。在过去，遭遇此类问题的女性，年龄大多在40岁以上，但近些年，方刚发现，各个年龄段的已婚女性都会找他问这个问题，30多岁的甚至刚结婚20多岁的也有。

　　对此，方刚伸出指头，一边掰着数一边说：“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婚姻承载了5大功能：性生活的固定配对、经济维系、共同抚养孩子、感情维系，和扩大社会联结网。我会问这些来访女性，你们的婚姻还剩下几个功能？如果只是其中一项或两项缺失了，你是否愿意离婚？”

　　在他看来，女性之所以在婚姻中感到受了伤害，是因为她们对婚姻的理解，仅限于彼此对对方保持性忠贞。但婚姻真正的意义并不在于此。

　　这种想法或许有些激进。但根据潘绥铭的调查，2010年，中国的现存婚姻中，有1/5已经切切实实受到了婚外性的威胁，但这些夫妻确实没有离婚！

　　基于此，潘绥铭认为，“离婚便利比离婚自由更重要”。离婚越难，“脚踏两只船”也就越多。反之，如果人们真的可以非常容易地离婚，那么一旦移情别恋，情况就会转换为：跟这个人离婚，再跟那个人结婚，那么相当多的婚外恋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其实人们应该想一想，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中国人离婚这么难？”说完这句话，潘绥铭重重地吸了一口烟。

　　功夫在性外

　　在临床医学里，男男女女遇到的各种性问题，可以被统称为“性障碍”或“性困扰”，李宏军强调说，这并不是一个疾病的名称，而只是症状学的描述。但用社会学家潘绥铭的眼光来看，他更愿意将其称作“性烦恼”。

　　一些专家质疑，是否真有这么多种类的性功能紊乱存在；如果真有性功能紊乱存在的话，到底有多普遍。性功能药物的概念也被人指责为“疾病交易”：把一些行为问题定义为医学问题，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销售药物治疗这种问题。

　　潘绥铭就认为，性健康绝对是因人而异的，绝对是因地制宜的，绝对是因时而变的。极端地说：如果我妻子绝对“性冷淡”，那么我阳痿就是健康。反过来，如果我丈夫禁欲，那么我有性要求就是有病。说到底，除非是自慰，否则性只能存在于某个“关系”之中。如果脱离“关系”去讲什么“性健康”，就完全是文字游戏或者另有所图。

　　在潘绥铭的三项调查里，他给男性列出了6种性烦恼：没有晨勃、性交疼痛、阳痿、早泄、疲软、难以到达性高潮。女性有4种：担心自己表现不好，阴道干涩、性交疼痛、难以到达性高潮。结果显示，在10年间，中国人的性烦恼是先增后减，成山丘形状，但总体仍呈增加趋势。

　　根据潘绥铭的分析，从2000年到2006年，人们的性烦恼急遽地增加了，这应该是生活节奏加快和工作压力加大引起的，但到了2010年又稍有缓解，这可能是人们越来越重视健康的结果。

　　此外，他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男性的性烦恼随年龄增长而增长——越老越多；而女性的性烦恼则随年龄增长呈稳中有降的趋势——老了就解脱了。

　　这种差别很有文化意义。这说明，在中国文化中，男性对于性烦恼的敏感、担忧与恐惧，远甚于女性，而且愈老愈甚。这种心理暗示已经强烈到足以诱发现实的性烦恼的地步。反之，中国女性由于婚前受到性知识方面的严厉禁锢，所以婚后初期的性烦恼会多一些，但随着性生活逐渐习以为常，烦恼不再增加，反而出现略减趋势。

　　调查还显示，上学程度越高、越是城市男性（尤其是直辖市男性）、男性职业等级越高、收入越高的，性烦恼越少。再婚的人性烦恼多于初婚与同居者。简言之，那些低文化、低职业、低收入的人们，感受到更大的生活压力与社会压力，这潜移默化地削弱了他们全面的自信心，进而影响他们的性功能，直接增加性烦恼出现的可能性，产生“生理障碍”。与此同时，高阶层的人也会产生较大压力，他们的性的精神与情感方面的烦恼较多。

　　由此可见，无论男女，“性障碍”或“性烦恼”都不是所谓单纯的生理现象，都受到共同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巨大影响。反过来说，“功夫在性外”才是“性福”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