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李宏军的查阅,由于宗教和封建意识的影响,全球对FSD的研究起步都较晚且研究较少。在有限的研究中,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Laumann发表的调查结果是被最广泛引用且具有权威性的。他们对年龄在18~59岁的1749名女性和1410名男性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发生性功能障碍,这一数字分别是43%和31%。女性性功能障碍以性欲低下最为常见(51%),其次是性唤起障碍(33%)和性交痛(16%),且与年龄密切相关。其中,更年期与生育是导致FSD的两大高危因素。
然而,在国内,女性的性意识仍相当保守,有待启蒙。如果不是遭遇婚变,小娟的性困扰恐怕永远都不会浮出水面。为此,她准备离婚后去医疗机构求助。
童嵩珍也表示,在台湾,在前来求助性治疗的人中,女性大约能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在大陆的就诊患者里,以男性居多,女性只有五分之一。不仅女性患者少,而且诉求单一,几乎全是阴道痉挛问题。相比之下,性冷淡这个本来是女性最普遍的问题,但却几乎没有人来咨询。“道理很简单:如果有阴道痉挛,就不能做爱,也就生不了孩子,所以就会重视。而性冷淡并不影响生活,大部分夫妻可以默默忍受。”
对此,马晓年也表示,时至今日,妇女的性健康问题仍然没有进入那些患者或医疗卫生保健人员的视野。具有性健康问题的大多数妇女甚至不知道她们的问题是可以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的。
“围城”内外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当前,中国出现的婚外性现象,是对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动摇与颠覆,由此产生的问题,正是国人目前最大的性困扰。
“现在是不是很流行‘大叔控’?”李宏军带着求证的语气问记者。原来,近两年,李宏军发现,有很多四五十岁,甚至70岁的男性来找他看病,要求改善自己的性能力。随便一聊便得知,这些经济实力不俗的“大叔”们,都新娶了比自己小很多的妻子,除了在物质上满足妻子的需求外,还力图在卧房里也展现实力。李宏军说,他的很多医生同学也都在中年离婚、再婚,还有人找他看同样的问题。
除了“大叔”们这种“甜蜜的”性困扰,李宏军还经常在男性求诊者中遇到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在婚姻里可以做爱,面对婚外性时无法成事;另一种是与婚外性伴侣的性生活很和谐,但希望维持婚姻,而实际上却与妻子已经擦不出火花。不过,他感觉,因后一种困扰来求医的男人更多。
面对这一类问题,价值观不同的医者,有不同的应对态度。
童嵩珍表示,作为一名性治疗师,她们的职业操守就是,不干预患者的生活。对于前来求助的人,她们只负责把“性”这一部分的问题医治好,至于患者的治疗目的是要与谁发生性关系,不在她的职责范围内。
然而,李宏军却表示,他在帮患者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尽量劝对方,性不仅仅是一个生理过程,也跟感情有关,你需要调动对妻子的爱才能使性生活成功,说到底,“大脑才是人体最大的性器官”。
马晓年也表示,他还会劝诫那些男人们,婚外性会极大地增加感染性病与艾滋病的风险。“一句话,劝和不劝离”,李宏军与马晓年不约而同都这么说。
性治疗师们遇到的问题,是中国式婚姻的最新写照。2000年~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针对中国人的性生活,做了三次大规模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虽然丈夫的婚外性一直远多于妻子,但两者在短短10年之内都翻了一番。10年间婚外性的发生率,男性从13.2%增长到28.9%,女性从4.5%增加到9.7%。
与此同时,研究者发现,在前两次调查中,高阶层男女的婚外性发生率都更高,但是到了2010年,这种趋势已经很不明显。也就是说,婚外性的阶层差别正在日渐消失——婚外性正在走向“全民化”。
潘绥铭倾向于认为,中国普通民众中的婚外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其实就是“婚外恋”。也就是说,婚外性的目的,既不是钱财也不是为了更好的性生活,而是为了爱情。这一点女性尤甚。
马晓年就遇到过前来咨询的出轨女性。一名女性由于婚内感情与性生活不如意,便在外面有了情人,但又受到良心谴责,左右为难。马晓年说,对此,他只有给她分析局势,情人也有家庭,不会和她结婚,而婚外情一旦被丈夫发现的下场会怎样,最好还是斩断关系,及早收手。
“这样的分析对她有用吗?”记者问。
“其实这些道理她都知道。我说了也没用,如果她有决心收手,又怎么会来找我?咱们当医生的,也只能是‘有时去治疗,常常去帮助,总是在安慰’”,马晓年摇摇头。
最近,一部讲述“人妻出轨”的日本电视剧《昼颜》在国内小范围走红。而这部剧的最大看点,是身为中产阶级主妇的女主角,穿着名牌内衣、开着跑车,主动寻求婚外情。她出轨的逻辑是:只有在外面有了男人,才会因为自知理亏而对丈夫和孩子更好,否则谁会甘心为男人去洗内裤呢?当日剧开始触及女性性解放的话题时,更多中国女性还在为“防小三与丈夫出轨”所困扰。
“当前,中国出现的婚外性现象,是对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动摇与颠覆,由此产生的问题,正是国人目前最大的性困扰。”方刚指出。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