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针对“地下党”政策:降级安排 逐步淘汰

　　1950年4月在柯庆施主持下的南京市委，给中央和华东局的整党报告中夸大其词称：“地下党员近二千人中，淮海战役以后发展的约有九百余人;过去发展党的方针有偏差手续不严格，比较偏重青年知识分子，在旧警局人员及一般公教人员中过分放手;解放后又未坚决执行中央和华东局停止发展的指示，如电信局在解放前后几天突击，有一人一天发展八个党员，南大支部原只有二十九个党员(正式只六个)，解放时发展到二百五十余个(九倍)，因而必然带来了组织不纯的情况，学区系统(大、中小学)已坦白反省参加过其他党派、社团、封建组织的有202人(全数822人);工区535个党员中，地下党员占364人，其中有政治关节和历史关节的有200人;不按入党手续的253人。”(《中国共产党南京市委会关于整党学习情况给中央、华东局的报告》，1950年4月20日，打印稿)

　　所有这些所谓的有政治问题的党员，都被严重处理，并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受到残酷的冲击。而在“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却未发现一个坏人混进南京党内。历史是公平的，但是这个公平又来的太晚了。几乎所有的原南京党员受尽各种屈辱与磨难，直至1979年后南京“地下党”问题才获平反。许多人已经含冤逝去。

　　公开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选中，对解放战争中其他战役，指示很多，很详细，唯独对渡江战役最少，只有一份。但他对南京局势最为关注。因为这关系到“建国大业”。他写出了“钟山风雨起苍黄”，为此，对解放后的南京局势，他极度关注：不对进城表现如何?解放军与他派的南下干部与地方党会师情况如何?“土八路”进国民党首都这个大城市后如何管理?等等。当他知道解放军进城后像“闯王进京”，大行抢掠，甚至从“美国之音”中听到部队闯入美国大使馆，引起美国政府的抗议时，他怒不可遏。他绝不做“李闯王”、“洪秀全”。于是，除立即电令立即纠正外，全国总结了“南京经验”，经过精心策划，做出了以下两条重要决定：

　　一、必须整顿军队纪律，在南京以后解放的城市中，特别是下一个上海，必须使军队进城后秋毫无犯。

　　指示到达已在丹阳的总前委，陈毅在驻丹阳的部队中也了解到军队中确有如南京那样的情况。5月10日他在丹阳大王庙院子里向军队干部和接管干部作报告，严肃指出：“这种情形不搞好，到上海一定要天下大乱。”指出“我们野战军的‘野’，在城里不能‘野’!吸取南京的教训，总前委和华东局还对部队进驻上海后的驻地不知、入城程序、入城纪律、涉外问题都作了周密部署和具体规定，还就入城纪律作了演习。真正做到“持军整齐，秋毫无犯”，军队进城后不进高楼大厦和民宅，而是露宿街头，获得中外舆论的一致好评，与解放南京形成强烈对比。

　　二、明确规定新解放城市的领导班子，必须“以南下干部为主”。陈毅在把上海坚持了十几年的秘密斗争做出了极大贡献的上海领导刘晓叫到丹阳，令其向尚在上海地下斗争的其他领导同志传达，必须绝对执行，并特别强调“地下党的主要认识是在配合与协助解放军，当上海解放后，地下党的任务即告结束”;“要真正从思想上使全体地下党员了解以解放军及解放军区干部为主体的重要性，因为他们不仅有长期政权工作与接管城市的经验，而且他们多年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对党政策由研究和了解。他们是我党政治影响的代表，他们代表着一种伟大力量”。反复叮咛：“解放军进入上海后……执行军管会一切决定……党的接管工作委员会，以军事代表为主任，并须坚决服从军事代表，此点万分重要，也须作思想准备，希特别注意。”(南京党史办编：南京革命斗争《大事件》，第426-427页，打印稿。陈修良保存资料)

　　5月23日，南京市委就会师问题向中央、华东局写了报告。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作为“正确处理”解放军和南下干部与地方党组织关系的经验，立即转批给中共华中局和西北局：“兹将南京市委关于外来党和本地党会师问题的经验转发你们，请你们充分注意此项问题，务必抓紧指导，不要再蹈我党历史上对比问题处理不善的覆辙。”(参见《宋任穷回忆录》，264、265页)

　　从此，与“南下干部”相对的“地方党”、“地下党”这些名称随之迅速推广，并开始见诸于党的文件。这一大批出生入死冒险斗争并做出杰出贡献的战士，解放后重新被打入“地下”了。他们的命运就是近几年才被披露出来的“新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这份文件只发到当时的少数大军区的领导人。以致在完全实行了这个方针，打击了绝大部分地下党员(实为党内有独立思想和民主观念的知识分子，并扩大到党内其他领域及党外知识分子)后，又经过了改革开放约30年后，看过这个文件的个别幸存者才披露出来。

　　在这一大背景下，为共产党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陈修良很快变成阶下囚，受尽屈辱、打击和迫害。

　　三

　　1950年6月，在苏联学习参观后的陈修良回到南京故地，看到了许多过去出出生入死战友在整党运动后的悲惨命运，悲哀又无奈。还看到她的副手组织部副部长(南下干部)给她整的黑材料(给华东局组织部的报告)，如说“地下党对自己力量似乎估计过高，据说当初想依靠自力进行接收，后来客观情况与主观想象均有出入，认识分歧，思想纷乱，由是其开端……”陈修良感到非常委屈。(陈修良给华东局组织部的信，1950年9月，陈修良保存文稿)

　　这时，柯庆施已经成为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她不得不要求离开南京，来到了还有一些老战友在领导岗位上的上海市委。但在“新十六字方针”的阴霾下，始终只能担任“副职”，而且频繁调动。虽然她并不计较职务高低，每到一处努力工作，调查研究、创造性地提出工作建议，而每到工作开始或获得成绩时，就被调任了。

　　1955年，由于华东局撤销，沙文汉出任浙江省长，陈修良调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1955年春发生针对地下党斗争领导干部的大冤狱“潘汉年事件”。省委书记立即在浙江省委干部会议上说：“我们浙江也有第二个潘汉年，大家要提高警惕性!”(陈修良回忆：《生活就是考验》1987年，内部印刷)接着就动用公安手段，对沙、陈夫妇进行监视、限制行动、消减工作等等。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经常到杭州，省委故意不通知沙文汉参加迎接。毛看到了来迎接的人名单，就问省长为什么不来?回答是：“他身体不好，一般应酬不参加。毛很生气……”(史永给陈修良信件，1997年12月25日)

　　在1956年7月浙江省第一届二党代会上，陈修良的地标宣传口在大会上之言对省委的工作报告和下届候选人，包括省委书记工作作风的批评，沙文汉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党政分开”、不搞“以党代政”和要求“党内民主”的发言。据此，1957年陈修良被打成“极右派”，沙文汉成为党内级别最高的“右派”。

　　1957年浙江省委的这次“反右”运动，是毛泽东将“反右”运动从党外转入党内的重大步骤。柯庆施多次到杭州参与省委的“整风”“反右”会议，1957年12月毛泽东坐镇杭州指导，批准把在柯庆施帮助下写的省委报告在全国发表。

　　接着被批斗、抄家、降职、减薪、扫地出门，一家星散;陈修良被劳动改造，群众专政，受尽屈辱。1958年3月8日，三八妇女节那天，陈修良被发配农村监督劳动时，沙文汉怕她想不开，鼓励说：“你以前长期在城市工作，很少有在农村生活的经历。这次下去，就把它看作上一次农业大学吧，这样可以更深地去了中国的实际”;了解陈修良性格的刚烈，沙文汉还特别叮嘱：“我们今后遇到的情形可能更坏，你一定要有思想准备。但是在任何困难考验下，我们要约定都不能自杀!”陈听后十分动容，眼里噙满了泪花，沉重地承诺：“我决不自杀!”

　　此后，陈修良先后在农村和杭州大学，经过长达22年的劳动改造，“文革”被关进“牛棚”批斗，遭受血多磨难和屈辱，许多杭州大学的难友教授被冤死或自杀。1964年1月，沙文汉在冤屈中病逝，她却坚强地活了下来。

　　“四人帮”下台后，她的冤狱才开始平反，右派改正了，但是给沙文汉留下历史上有“政治问题”的尾巴。她又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几次冲破阻力直接向胡耀邦同志写信。1983年11月，沙文汉案终于获得彻底解放。

　　自从1978年1月陈修良右派“摘帽”，到上海开始了她生命旅程中另一个重要的阶段。此后20年她在为她和沙文汉彻底平反而斗争的同事，又以历史亲历者的身份，全力以赴为拨乱反正、平反冤案、还原长期被歪曲和掩盖的历史真相而奋斗到最后一息。她不仅为南京秘密党时期的历史平反，而且为大量的战友和部下的冤案平反作证。更为整个中共党史作证，提出研究中共党史不能脱离研究斯大林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框架、批判那只归功于毛一人的“个人崇拜史”，只归功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起义史”，只有战争的“军事史”，全盘否定城市的政治、文化、社会斗争、群众运动、统战、情报、策反工作的“伪党史”，她参加各种纪念会，宣讲历史的真实情况，纠正种种传统观念。耄耄之年她长期生病住院，就在病床上写。不能坐了，就站着在窗台上;不能执笔了，就口述录音，在生命的最后20年，还为后代留下了百万多字、涵盖了近70年的党史资料。她希望后人不能忘记历史，因为真实的历史是战胜愚昧、暴力、非理性的武器、是中国走向民主化和现代化的铺路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