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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和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的角度
胡耀邦在中组部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是直接触犯“两个凡是”的,但华国锋未加阻挠(这同汪东兴大不一样)。胡耀邦在党校的讲话中两次讲到,华国锋认为胡耀邦在组织部的工作是稳妥的,对他在组织部主持工作是放心的。
但从思想体系上看,华国锋很难跳出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框框,这是他的历史局限。从胡耀邦来说,他尖锐、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那么,他是从什么角度加以反对的呢?
在实践上,胡耀邦坚定地平反冤假错案,从实际出发,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从思想理论的角度看,胡耀邦着重从思想方法上批评“两个凡是”,而不是着眼于反对某些人,所以他反对用“凡是派”这样的提法。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特别敏感,他最早表示了反对的态度。由于自己特殊的处境,邓小平除了从理论上从政治上深刻批判“两个凡是”,还很自然地将“两个凡是”同个人的复出相联系。
他在1978年5月同汪东兴、李鑫谈话时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
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同来访的金日成谈话时再提此事,他说:“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9个月,即1977年7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
一个“才出来”,一个“才能参加”,锋芒直指“两个凡是”及其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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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对华国锋的“五个承认”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胡耀邦恰恰是在尖锐批评“两个凡是”的那一次谈话(1978年8月18日)中讲到: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
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华主张推进这个讨论。
可见,胡耀邦的谈话不是针对华国锋。再加上他们过去的合作共事关系,胡与华之间没有恩怨。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两人还保持了较好的关系。
在1980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集中批评了华国锋,胡耀邦作了长篇发言。即使在这样的场合,胡耀邦对华国锋也是采取力求客观的态度。
1981年9月29日,胡耀邦对我们理论动态组同志谈话时说:对华的错误,第一,讲过了头不好;第二,讲枝枝节节的事情不好。讲得公公道道是得人心的。我在政治局的讲话中,有五个承认,承认他是老干部,承认他有贡献,承认能力是相对的,承认大家都可能有错误,承认他“文化大革命”不是造反派。胡耀邦说,没有这五条,我们站不住脚。
胡耀邦的这“五个承认”,是有针对性的,讲这五条,是需要一点勇气的。胡耀邦的这个发言,在当时那种氛围中,比较起来还是公道温和的。
(沈宝祥,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原载《同舟共进》,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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