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下台后哪位省委书记提华国锋接班遭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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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国锋对胡耀邦是很信任、很器重的

　　民族问题之多，边疆问题之多，冤案之多!组织部门先走了一步，公安机关有的地方管不了……现在脱产干部1670万，可能有200万要复查。前天华主席还讲，有些大的历史案件，组织部研究一下，提出意见，中央小范围讨论一下。有的大队，地富反坏到了30%-40%，叫人痛心。

　　华主席说，你对干部稳妥，我是赞成的，放心的。现在，29个省市，中央77个部门，106个一把手，加上二把手212位，加三把手318位。106个人许多是新安排的，换的也不少了。换一个人，国内就有一个波动，国外就造谣。现在，106个大部分很能干，很优秀，老当益壮。

　　是不是也有少数同志群众有意见，有的，我同华主席讲了。华主席感到非常为难。只有不得已的时候才调换一下。每个同志都要爱护团结的旗帜，又要用妥善的办法消除不利团结的因素。

　　华主席这两条，一条是大干快上，一条是安定团结。

　　半年中，华国锋两次与胡耀邦长谈，就治国治党大计同他商讨，征询他的意见。这充分表明，华国锋对胡耀邦是很信任、很器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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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耀邦旗帜鲜明地

　　批评“新老个人迷信”

　　1978年12月，中央党校二部组织学员到北京市郊红星养猪场参观机械化养猪。大家看到，华国锋去视察时用过的热水瓶、茶杯等物品，被放在特制的玻璃橱柜中，当作圣物一样让人参观。学员王立本回校后，就给华国锋写信批评这种做法。

　　这封信是1978年12月29日写的。1979年1月16日，华国锋给王立本写信答复，表示接受他的建议。信的全文如下：

　　王立本同志：

　　你的来信收到了，你提的意见很好，我已托北京市委的同志对红星养猪实验场的同志作了思想工作，将陈列的物品撤去，今后遇有类似情况都照此办理，以继承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

　　致

　　敬礼

　　华国锋 1月16日

　　1月17日，这封信送到了胡耀邦那里。1月18日，正是中央党校举行一、二部第二期学员结业会，胡耀邦向大家宣读了王立本给华国锋的信和华给王的复信，说：

　　我们结合这件事认真考虑一下，我们党里还有哪些封建做法、封建办法需要改过来?改正这些东西，我的意见宜早不宜迟。他还提出，这封信的事，可以当作故事、消息带回去，加以宣传，加以实行。

　　胡耀邦在这次讲话中，虽没有正面批评华国锋，但也没有一句赞扬华的话。中央党校这一次反对新的个人迷信，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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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国锋、汪东兴对待“两个凡是”的差别

　　华国锋第二次找胡耀邦长谈，是在1978年的7月4日，这正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打开局面的关键时刻。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第二篇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在6月24日发表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

　　大家知道，“两个凡是”正是华国锋的基本思想和思维方式。而具体指导撰写“两个凡是”社论、将“两个凡是”作规范表述的人，则是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是华国锋和汪东兴的共同主张。但华与汪在对待“两个凡是”上，又有差别。

　　多年来，特别是在10年“文革”中，汪东兴是“两个凡是”的坚决执行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刚发表，汪东兴又是找人谈话，又是召开会议，批评《实》文，指责“特约评论员”，在会上点胡耀邦的名，发出“下不为例”的禁令，强行删掉胡耀邦在信访工作讲话中关于“两个不管”的话，真是咄咄逼人。

　　华国锋的思想体系和基本政治态度，是“两个凡是”。但他来北京在中央工作，时间不长，又主要抓经济工作，同“文革”中的许多政治性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或参与不深，在这一点上，他同汪东兴有很大的差别。

　　华国锋任党中央主席后，在处理实际问题上还是比较务实的，并不是刻板地按照“两个凡是”办。不仅如此，华国锋主观上还是努力跟上历史脚步，有所前进。他赞赏《理论动态》文章中“新时期、新形势、新课题”的提法，提出要“重新学习，从头学习”。

　　华主张搞引进，主张领导人出国考察，特别是他提出大干快上，尽快把经济搞上去，实际上已放弃了“文革”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那一套。

　　另一方面，华为人比较谦虚，能听进不同意见，认识到自己的不对时，能作自我批评，不是固执地坚持“两个凡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表现很能说明这一点。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