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频繁写信维系和毛泽东关系
1968年5月，邓小平写信给汪东兴，再次求见毛泽东。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说，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读一下，议一下，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否与邓小平谈话。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极力反对毛泽东见邓小平。
当年六七月间，邓小平又先后两次致信汪东兴，希望见汪东兴或是能够得到毛泽东的指示。他在信中说：“我的最大的希望就是留在党内，做一个普通党员。我请求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给我补过自新的机会。”
对于频繁“致信”，《邓小平传》写道：“邓小平深知，只要能保留党籍，继续留在党内，他的问题就不会无法解决。此外，他也想通过这种频繁写信的方式，维系同毛泽东的关系。”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是批准“刘少奇专案组”对刘少奇的审查报告。由于刘少奇、邓小平一同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这就意味着这次会议同时决定邓小平的前途命运。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全会开幕式上，毛泽东就说：“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句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什么叛变哪、自首呀，这些问题。”
毛泽东说：“他（邓小平）的意思要求保留党籍，不要开除党籍，最好嘛还能够做点工作。一讲到做工作，许多同志都摇头。我说，现在很大的工作也难做，叫他做点室内的整理材料，这样的工作，总是可以嘛。”
毛泽东对邓小平始终留有余地
1969年10月，在京老干部全部战备疏散。临行赴江西前一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说：“我保证在自己的余年中，努力在工作和力所能及的劳动中，好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向工农兵学习，好好地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从头做起，重新做人。”他想继续用这种方式保持与毛泽东的联系。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
1971年林彪叛逃，对中国的政治形势产生很大影响。毛泽东重新考虑用人问题。
1972年建军节前夕，陈云、王震、滕代远、陈再道等一批在“文革”中受打击的老干部，出席国防部招待会。这对邓小平是很大的触动。
8月3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对毛泽东对他的一些不满再次做了检查，并说：“我过去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我觉得自己身体很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质的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8月14日，毛泽东看过信后，作出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即批示汪东兴“立即照办”。《邓小平传》称，对于邓小平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开始复苏。
《邓小平传》分析，毛泽东对邓小平之所以始终留有余地，一是邓在中央苏区时坚决拥护和实行毛泽东关于反“围剿”的作战和根据地建设主张；二是，没有历史问题；三是，民主革命时期作战有战功；四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做过好事。
“促使毛泽东这个时候来解决邓小平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邓小平在被打倒之后，始终没有消极应对，而是积极地频繁地用书信的方式保持着与他的联系。在这些书信中，邓小平数度含蓄、婉转地向毛泽东作了检讨，承认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并多次诚恳地表达了重新出来工作的愿望。”《邓小平传》写道。
1973年2月22日，邓小平一家从江西回到阔别3年多的北京。3月29日晚，邓小平到中南海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邓小平回答了两个字：“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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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1975年至1997年传记正在撰写
据《邓小平传（1904-1974）》后记介绍，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的。从2006年正式开始编写到完成，经过8年时间。
该书主编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杨胜群。写作所依据的主要是，中央档案馆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保存的邓小平的报告、讲话、谈话记录和电报、书信等文稿；中央有关文件和有关会议记录；有关人士的回忆录或对他们的采访记录；有关图书和报纸、杂志等，力求根据翔实可靠的资料写出信史。
中央党史研究室、军事科学院和中国社科院当代研究所审阅了全部书稿，提出了修改意见。
《邓小平传》副主编刘金田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邓小平1975年到1997年的传记撰写工作正在进行中。
本版稿件 新京报首席记者 关庆丰
本版内容均摘自《邓小平传（1904-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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