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屋角上传来个闷声闷气的声音：
“我看，不要治，老百姓自由去不就行了，抓别人做什么呀？”
“香港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去呢？”习仲勋和蔼地问，“政策也不允许的嘛！”
“宪法不是说居住自由的吗？”老头突然蹦出一句，“是我们共产党说话不算数呀。”
省委书记显然没想到他会这样说，有点激动了。应该说，这位大队支书的话，很有“杀伤力”。
“你……怎么这样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是啊，20年党龄。”硬邦邦地顶回来一句。
习仲勋早听说宝安人不怕官，没想到会这么不怕：“你什么成分？”他有点火了。
“我三代贫农，土改根子。”
“你征购任务完成了吗？”他再问，显然想挽回主动权。
“完成啦，我年年超产。”
方苞赶忙贴在省委书记耳朵边说：“习书记，他们大队生产上是个先进呢。”
“什么先进？”省委书记再也忍不住了，“这种书记还先进？你叫什么名字？”
“文富祥。”屋角上传来的声音坚定而平静。
半天，再冷冷地顶了一句：“宝安县福永公社凤凰大队，共产党员文富祥。”
这时，这位监牢中出来的省委书记反而没有发火了，他被这位“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气概所打动：英雄，真正的英雄！
文富祥把“喇叭筒”从嘴上摘下来，在脚下踩灭：“习书记，你也是吃过苦的，所以我才对你讲这些真话：咱们共产党政策要还这样下去，还不改，人都会跑光啦！”
习仲勋没再说话，这些话已经深深地打中了他。
20多年后，陈秉安在深圳迎宾馆见到了习仲勋。后来，陈秉安在书中回忆，习老说：“方苞曾经领我到边防去看过，好像还开了一个党员学习班，有个支部书记我印象很深……”
他说的那个“支书”，应该就是文富祥吧！
从“13条”到深圳特区
两天后，习仲勋离开宝安。
他没有说太多，只是若有所思地对宝安县委的人说：“香港九龙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就冷冷清清，很荒凉。你们要下决心改变这个面貌。这些人是外流嘛，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经济搞好了，逃过去的人又会跑回到我们这边来。”
“我同意你们提的办法，过去文革搞错的现在都要改正过来。”
太好了！方苞等的就是这句话。有了这句话，就可以把以前被错误批判的政策都恢复过来，包括1962年搞的“三个五”。
1979年3月6日，广东省委批准了宝安县委《关于发展边防经济的若干规定》（13条）的报告。“13条”比1961年李富林他们提的“三个五”，又有了发展，政策更宽了。
宝安县实行这项‘优惠政策’的有多达14个公社、镇，也就是说在中央开办特区之前，深圳已经有了一个实行特殊对外政策的地区，其范围，基本上就是后来办特区的区域。
深圳一步步向‘特区’靠近了。
1979年3月6日，当文件正式下达到深圳的各基层时，整个深圳河边都沸腾了！
此后，全深圳市很快掀起了一个面向香港，抓活经济的热潮。到处种蔬菜、挖鱼塘……只用了两年时间，全市就挖了7万亩鱼塘，改种7万亩蔬菜田。大量的蔬菜、鱼鲜运往香港，深圳人民的生活很快富裕起来。
当时横岗镇有个姓钟的农妇，两个儿子都外逃到香港打工了。“13条”新政策一来，姓钟的女人又要磨豆腐、又要养猪、养鸡，一个人搞不过来了，就写信给逃港的儿子说：“你们还是回来吧，两边挣的都差不多了。”结果两个儿子都从香港又回来了。一家人养了一万多只鸡，挣得比在香港打工的还多。
记录深圳历史的档案显示，最早进入深圳投资办厂，“试水”中国改革开放的那批人，不少便是在香港发了财的当年的逃港者。
1979年2月，宝安县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者除县委成员外，还包括各公社的干部。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有群众提出了“特区”二字。
在讨论到各公社如何搞活经济，利用香港建设宝安时，边沿公社提出要“划分经济区域”，还有人提出蛇口“可以划为特区，专搞加工、补偿贸易”。这是《大逃港》作者陈秉安发现的基层群众最早提出办“特区”的文字记录。
“好哇！”情况上报到时任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那里，他一拍桌子，“经济上来了，老百姓的热情上来了！”
1979年3月，中央和广东省决定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受广东省和惠阳地区双重领导。同年11月，广东省委决定将深圳市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
1979年4月，当中央工作会议即将召开时，满怀信心的习仲勋决心在到北京去，向中央和邓小平汇报。在会上，习仲勋和王全国等人提出了让广东先行一步的问题，并要求划出一些地方来，搞特殊政策，办出口加工区。
在习仲勋特意到邓小平家中汇报广东省委要求划一块地方搞“特殊政策”时，邓小平对这位当年的陕甘宁特区政府主席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邓小平又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主持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正式宣告深圳经济特区诞生。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