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故事的前传，还要回到1961年。
在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的支持下，宝安县当时的县委书记李富林大胆推行了适当放宽边防管理的“三个五政策”：农民一个月可以去香港5次；每次可以带回5块钱的东西；可以带5斤重的物品。
但是，好景不长……一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卷地而来，县委书记李富林被关进了监狱，“三个五政策”被指为“崇洋媚外”，再不许农民过河去做生意，连养几只鸡也要挨批斗。宝安县冷清了，农民又开始喝番薯糊糊，吃咸菜根根……
结果，外逃风又起来了。
有一个保守的数字，1962年宝安县逃跑到香港去的人数是12144人，1978年宝安县逃跑到香港去的人数是17456人。时任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心里知道，报上来的这个数字还远不是实情，有一个统计数字可以作参考：宝安县有30万人，而在香港的宝安籍人呢，也近30万，哪来的呀！
他也想尽了办法做思想工作。县委干部，轮流下乡，同农民一起在田里劳动，吃一样的饭，睡一样的床。苦口婆心，劝了又劝；新旧社会，比了又比。工作不可谓不细致、不深人。
反偷渡的晚会开得多热火！那些粤剧团、文艺小分队编的《×××饿死香港街头》、《×××大义灭亲》等节目何等精彩！那些年轻媳妇上台发言，要召回逃过河去的丈夫的场面，何等感人！还有夫妻上台、老幼上台表决心：“永跟共产党”、“十二级台风刮来都不走”……誓词何等坚决！
然而，最后他们都还是走了，摸着月黑风高的夜晚走了。在那一刻，他们再也记不得“党的恩情”，再也不记得干部如何同他们睡在一个床头，吃的一锅饭；再也记不得工作队是怎么苦口婆心地留他们；再也记不得他们曾经双泪横流立下的誓言！
方苞最忘不了的是松岗公社东方大队的那个支部书记，他永远记着他的名字：文治祥。那是个祖孙三代的贫农啊，苦大仇深的土改、社教根子，人又老实又善良。他们队还是全县反偷渡的典型队呢！但是就连文治祥，后来也背着他逃港，终于被公安部门抓起来了。
过去一直说，“偷渡”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煽动”的，那为什么不但“阶级敌人”跑，贫下中农也跑，我们的党员干部也跑？不是别人煽动，是我们自己要跑嘛！是生活的差距，在拉动群众往香港跑嘛！
正当方苞和他的助手们苦苦思索，找不到出路时，邓小平来了，到了广州！
1977年11月11日，主管广东省经济的王全国突然接到紧急电话：“速来南湖宾馆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临行时带好有关材料。”汇报会很快开始，王全国谈到在粉碎“四人帮”后百废待兴，但问题依然不少，“边防宝安一带，偷渡外流严重。”
“据汇报上来的数字是——”王全国翻着材料，“十九万四千二百七十四人。”
邓小平不说话，他听着，静静地抽着烟。
“老百姓也有说法，”当时的广东省革委会主任韦国清插话对邓小平说，“他们说生活太苦，河那边经济发达，两地差距太大了，所以很难留住人。”
“我们加派了部队，”韦国清接着说，“我们加派了部队，也没解决问题。”
半晌，邓小平掸了一下烟灰：“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稍过半刻，他又说：“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习仲勋与大队书记的辩论
新的政策没有来，新的省委书记倒是真来了。他就是曾被打成“反党分子”，刚刚平反的国务院原副总理习仲勋。
习仲勋一上任，就提出去宝安县：“就方苞你领我到你们最乱的农村去看，哪儿最乱去哪儿。”
方苞说：“我已经把那些逃港较严重的大队的支书都召集起来了，现在正在办学习班呢，习书记要不要去看看？”
“他们的意见很右的啊，首长，”方苞似乎有点担心，“就担心冲撞了你。”
“哎，你这就说错了。共产党员就是要听不同的意见嘛，听不进反面意见的人，再英明都会犯错误。”习仲勋说。
一进“教室”，习仲勋就感觉情况有些异样：省委书记来了，没有掌声，一些人连身子都不转过来。这批脸庞黑红黑红，一看就知道是旧社会受过苦的人，怎么对“共产党”的感情就这么“淡”呢？
“大家放松，我也是受过迫害的。我很清楚，平时大家讲的很多话都是虚的、假的、吹的！我这次来，就是想听你们说实话，说错了不怪你们。你们给我说实话，逃港到底有没有办法治呀？”习仲勋说。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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