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刘允斌就带玛拉买了裤子，换下裙子，陪她一起逛街，吃中餐。这一切都容易学、容易改变。最大的难题是语言障碍，玛拉成天听着汉语，犹如坠人云里雾里，还有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的差异，一个土生土长的苏联姑娘，要适应中国的生活，谈何容易。
1952年，刘允斌以优异的成绩从莫斯科大学化学系毕业，不久就和玛拉结婚了，婚后生活十分美满幸福，两人都继续学习，刘允斌考上了莫斯科大学核放射化学专业的研究生。
第二年，刘允斌夫妇有了一个女儿，取名索尼娅，再过两年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做阿廖沙，他们小家庭和和爱爱，生活十分美满。刘允斌不抽烟、不喝酒，体贴妻子、喜欢小孩、抢着干家务，这在俄罗斯男子中是绝无仅有的，苏联女同学都对他们羡慕不已，希望将来也能找到一个像刘允斌这样的爱人。
1955年刘允斌毕业，获副博士学位，在莫斯科大学化学研究所工作，担任高级研究员。玛拉也取得莫斯科大学候补博士的学位，担任了一个教研室的主任，两人收入可观，生活十分富裕。
这时刘允斌接到父亲的来信。说祖国很需要留学生回来服务，刘允斌一直想回来报效祖国，但这时他不能不想到爱人和孩子，这是一个多么温馨的小家庭啊!刘允斌试探性地问过玛拉，愿不愿意到中国去?玛拉摇摇头，“现在我们情况不同了，我们有了孩子，有了稳定而称心的工作，如果到了中国，年迈的父母谁来照顾，谁能帮助我们照顾孩子、教育孩子，我在人地两生的中国，能够生活得下来吗?”
玛拉想尽一切办法动员亲戚、同事、朋友来做刘允斌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以家庭为重、留在苏联。苏联的政府高级官员也很欣赏刘允斌的学识和才能，主动出面劝说刘允斌留下来。一位官员甚至把刘允斌和玛拉请到家中作客，席间真情地劝说：“留下来吧!克林姆(刘允斌的昵称)你虽然是中国血统，我们也很理解你的爱国热情，但你毕竟是我们苏联培养起来的，你是在这里长大的，你在这里有你的同学、同事、老师、朋友，还有你美丽的妻子、活泼可爱的孩子，难道你真的要舍弃这一切而去吗?我知道你还有一点担心，那就是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融洽了，但那只是些理论之争，丝毫也不影响你在这里搞科学研究。”
那位官员真的动了感情，眼睛都润湿了。
刘允斌沉默了一会，才缓缓地说道：“我始终把苏联当成我的第二故乡，我在中国只生活了14年，而在这里却生活了18个年头，相比之下，我对这里比对我的祖国还要熟悉得多。我也非常喜欢这座美丽的城市，但是我不能不回去，因为贫穷的祖国更需要我，就好像一个大病初愈的母亲更需要儿子强健的臂膀扶持一样，我的感情相信你一定能够理解。”
那位领导人默然了。
玛拉彻底失望了，也明白了：任何力量也留不住丈夫的心。她万般无奈地对丈夫说：“克林姆，你回去吧!但以后你会后悔的。”
1957年10月，刘允斌还是别妻离子回国了。
这之后，刘允斌出差连探亲回过苏联几次，每次回去，两个孩子围绕膝前，使刘允斌感到无比辛酸。刘允斌给玛拉母子在莫斯科买了一套房子，让她们有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此后玛拉和她的子女就一直在那套房子里住着，刘允斌不时把自己的工资换成卢布寄给玛拉，补充家中开销。刘允斌每次回到玛拉和子女身边，只有拼命帮家里干活，好像要把今后的家务全部干完似的。玛拉知道，刘允斌所以如此，因为他内心实在太痛苦了，想借此减轻一些痛苦。
刘允斌自从和玛拉分手以后，一直保持通讯联系，同时也一直争取玛拉来中国。他只好把对妻子和之女的爱和思念全身心地倾注在工作上，在试验室里加班，累了就和衣躺一下，醒来再继续工作，他用这种方法来解脱自己的痛苦。
1958年，玛拉最后一次携子女来到中国，回苏联后不久，无奈中苏关系恶化，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刘允斌和玛拉的关系也就难以维系了，这段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1960年，刘少奇出访苏联时，在莫斯科和孙子阿廖沙、孙女索尼娅以及儿媳玛拉合影。
1960年，刘少奇率领中国党政代表赴苏联访问。虽然在苏联的时间不长，刘少奇还是抽出时间把玛拉的父母、玛拉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全部请到中国代表团下榻的列宁山苏共中央别墅相见，依然把玛拉的父母视为自己的亲家，把玛拉视为儿媳，把孙子孙女搂在怀里。他对玛拉说：“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时，可以通过中国驻苏大使馆寻求帮助。” 刘少奇知道这桩婚姻的失败，其责任不在儿子和儿媳身上。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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