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和何葆珍烈士的三个儿女,都有一段到苏联留学的经历,偏偏三个儿女都在异国他乡“莫言花重舟将没,自解凌波不畏沉”地坠入爱河。然而比平民多一层政治的制约,是作为一国政党领袖的子女,给他们的私生活带来的影响,往往是负面的。特别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受到强化的岁月,柔性的情感,与坚实的政治碰撞时,受损伤的只能是情感。刘少奇给三个儿女带来的,却是这样鲜为人知的跨国婚姻的悲惨结局。
图为刘少奇与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在苏联
长子刘允斌与玛拉-费拉托娃悲情婚姻
刘允斌,也许他是留苏归国的核专家,趋于保密不为人知;如果说他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和烈士何葆贞所生的长子,或许能让人简略知悉,然而,要说对于刘允斌的苦难人生,而又惨死在文革之中,恐怕更是鲜为人知。
苦难的童年
别人总以为刘允斌出身高官门第,是国家主席的儿子,他一定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其实不然,刘允斌童年的经历,可用“历经坎坷”四个字来加以概括。
刘允斌的生母何葆贞,1923年与刘少奇在安源结婚,1925年生下了刘允斌,不久刘少奇就奉命南下工作。因环境险恶,四海为家,刘少奇觉得带着儿子很不方便,而且十分危险,想把儿子寄养在一矿工家里。这时正巧刘允斌的六伯刘云庭来到安源,他认为孩子毕竟是刘家的后代,与其送人不如由他带回宁乡炭子冲老家。
第二年何葆贞单独到宁乡炭子冲看望不满二岁的刘允斌,这次见面,母子就成永别。后来何葆贞就在狱中牺牲了。刘少奇则在十多年以后才见到儿子。
刘云庭把刘允斌带回炭子冲以后,将他寄养在大哥家中。刘家家境不好,对刘允斌的到来他们并不欢迎,因为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巴,同时他们害怕受刘少奇的牵连被抓去杀头。除六伯之外,其他几个伯父也避而远之。懂事的刘允斌只好逆来顺受。
五岁的时候,刘允斌就失去了童年的欢乐。天刚有些发白,他就拿起牛鞭、背着箩筐、带着镰刀,一个人上山放牛,一边照顾比他高出一个半头的大水牛,一边割草,晚上背回来喂羊。中午也不能回家,坐在石墩上取出怀里带的山芋,就着几口山泉水,就算是中饭了。下午不到天黑不敢把牛赶回家,早了会挨骂。到家也没人问一声累不累,饿不饿,他只好自己摸黑来到灶间,盛碗稀饭什么的,有时连这个也吃不上,就饿着肚子躺到乱草堆上过夜。他在这个家里成了个多余的人。
少年时代刘允斌
到了七、八岁,家里把他当成了长工,除了放牛割草,还要背犁种地。因为人小,一不小心,手脚常常划破。有次被野狗追着撕咬,鲜血直流,他的哭声惊动了附近干活的人,他们打跑了野狗,把他背回家,后来伤口化脓,他依旧天天外出,放牛割草。
刘允斌长到九岁,在外干活的六伯回来了,不知他通过什么门路居然把刘允斌送进了学校。
1938年,六伯给刘允斌带来了一个好消息,父亲要接他去延安,连路费都寄来了。这年7月,在六伯的护送下,刘允斌到达延安,父子终于相见。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