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李硕勋和妻子受中央派遣到武汉工作。1927年南昌起义后，他赴上海向党中央请示工作，后被留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也正是在这期间，他和赵君陶的长子李鹏出生了。
1928 年10月20日，我出生在上海法租界明德里15号。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亲正在浙江省从事党的白区工作，未能陪伴在母亲身边照顾她。过了半年，到 1929年3月，我父亲才奉中央的调动，回到了上海。这时候我已经快半周岁了，父亲见到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心中十分高兴。他就问母亲：“给他取名字了吗？”母亲说：“还没有呢，等你来取呢。”他好像胸有成竹，说：“他在我们李家属于‘远’字辈的，就叫李远芃（音同鹏）吧。”我母亲不假思索念出了白居易的一首诗《贺雨》，其中有两句是“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我父亲说：“‘芃’代表草木茂盛的意思，这说明我们家又多了一个革命的后代，我希望他能够像茂盛的草木一样，永远扎根在中国人民的土地上。”
1929年春，李硕勋回到上海，参加了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工作，后被任命为红七军政委，接替原政委邓小平。
就在他抵达香港准备转往红七军时，突然接到中央电报。原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蔡和森不幸被捕，英勇牺牲。
在这种危急情况下，中央任命我父亲为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军委办事机构那时设在香港九龙。不久，经过组织上的批准，我的母亲带着我一起来到了香港，见到了我的父亲，一家人团聚了，十分高兴。
短暂的团聚后，根据工作需要和省委的指示，父亲只身一人赴海南岛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不幸的是，他一上岸就被国民党密探逮捕了。究其原因有两个：一是有叛徒出卖；还有一个原因，他是四川人，不懂当地方言，在海南又没有任何关系掩护，很容易暴露。
我的父亲被捕后，在狱中受尽敌人的严刑拷打。据后来一位被营救出狱的同志回忆，敌人对我父亲进行了各种残酷折磨，以至两条腿都被打断了。身份已经暴露，为了保护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他始终咬紧牙关，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没有作出任何出卖党、出卖同志的事情。
在狱中，李硕勋感到凶多吉少，写下遗书，托狱中同情共产党的人将信带到香港。直到1931年9月他去世后，这封遗书才被辗转交到赵君陶手中：
“陶：余在琼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勋九·十四”
当时，赵君陶已有4个多月的身孕，只能先带着李远芃回到上海。在上海，她生下一个女儿，取名李远芹（后改名李琼）。1932年秋，赵君陶带着一对儿女从上海回到重庆，一度在宜宾老家短暂停留，后前往成都。
在成都，我们住在二舅家。二舅家位于西御西街113号。以后，这里成了四川地下党川康特委的重要秘密活动点和联络点。
母亲的自尊心很强，她对我二舅、二舅母讲：我不能天天待在家里，也要出去找份工作，赚点钱，来供养儿女上学，补贴日常开销。就这样，我母亲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一直以教书为生。
我于1935年的秋季开始上小学。我的母校是四川省立实验小学，其间也经历了一些变动。
1939年，赵君陶被调到重庆从事保育院的工作。
当时在重庆成立了一个战时儿童保育会，由宋美龄担任会长，还有一些妇女界的名流担任委员，邓颖超就是其中之一。同时成立了若干个战时保育院，我母亲被邓颖超推荐到战时保育会直属第三院当院长，直接受邓颖超的领导。她在那里工作了6年零8个月，直到抗战胜利，收留了800多个儿童和少年，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挽救过来，使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我母亲还接受党的任务，承担了秘密工作，在保育三院发展了党的组织，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
与母亲分别后，李远芃先是随邓颖超赶赴成都，后被送到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学习。1940年秋开学不久，他接到通知：准备去延安。
1941年2月，一支百余人的队伍几经波折，终于抵达延安。途中，中共南方局青委书记蒋南翔帮李远芃改名为李鹏。这个名字，他一直沿用至今。
离开延安后，李鹏曾进入张家口工业专门学校学习，1946年7月毕业后，他希望赶快到工作岗位上去锻炼，并选择了电业。1948年9月，李鹏赴苏联留学。他听从任弼时“应该学习经济管理和自然科学”的意见，选择了莫斯科动力学院的水电专业继续深造。
我到苏联后，听说我母亲已不再担任东北保育委员会主任，她也不愿意在妇联工作，而愿意从事她热爱的教育事业。经蔡妈妈（即蔡畅，编者注）批准，她到哈尔滨第四中学担任校长。
建国后，赵君陶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在中南教育部工作时，她创办了工农速成中学，后在天津创办南开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到北京后又参加了北京化工学院的创办工作，1985年冬在北京逝世。
几位长辈都是革命干将
除了父母，李鹏的其他几位长辈也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留下过深刻印记。
我的二舅赵世珏，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后进入川军刘文辉的部队，是一位中级军官。二舅夫妇膝下只有一个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哥赵令瑗（后改名赵石英）。他抗战时期在延安学习，解放战争时期在晋察冀地区工作，全国解放后到天津工作，以后调到北京，在国家科委工作，是个局级干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冲击，吃了很多苦头。平反后，组织上安排他去组建专利局并担任负责人，按副部级待遇。可以说，他是我国专利事业的开创者。
我的三舅赵世炯，信仰读书救国，从北京的一所交通通信学校毕业后，进入邮政电信机构工作。他对我们全家，特别是我的五舅赵世炎、我的母亲和我的三姨赵世兰，尤为关照，在整个革命斗争中也为他们提供了许多帮助和援助。解放后，邓颖超专门给赵世炯写了一封信，称他为“三哥”，要他从杭州到北京邮电部工作。
我的五舅赵世炎，早在1920年就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建立了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和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共青团组织的前身），是我们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在大革命时期，他参与领导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并取得胜利。1927年7月19日，赵世炎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杀害了，当时他担任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代理书记。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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