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网上流传的“秦孔骂架”的事件,孔丹承认,那天在校友聚会上确实发生过争论,不过,没有像网传的那样的“粗口成章”。
“对于一场那么严肃的论争,竟然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解读,张冠李戴,无中生有,说重一点儿就是信口雌黄。这样的传言就是意图贬损我的人格,这是不是很有点文革遗风?”
后来,在又一次聚会中,孔丹和秦晓再次相遇,彼此对网上的流言,都感觉很无奈。
从这件事中,孔丹开始觉得面对现实中的舆论场,他有必要“正面出击”。
从今年开始,孔丹担任起了中信集团下属杂志《经济导刊》的总顾问。他还透露,他正在筹建一个基金会,该基金会由中信集团和一些民间企业共同发起,将以各种方式支持社会科学各领域的课题研究,努力推动中国学派的建立和发展。
“西纠是我一生的梦魇”
事实上,在去年陷入“舆论旋涡”之前,孔丹也是舆论非常好奇的对象,不仅是因为他先后执掌光大和中信的显赫资历,也因为他坎坷传奇的人生。伴随着共和国的六十年,孔丹几乎在每一个时期都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之上。
孔丹出生于一个共产党高级干部家庭。他的父亲孔原在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南昌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孔原历任新中国第一任海关总署署长,外贸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
孔丹的母亲许明曾是“一二九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许明被调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工作,之后历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出身于这样的一个红色家庭,孔丹自幼接受的是传统的共产主义教育。“我认为,我的家庭教育在当时党内高级干部中是非常好的。家里对我们兄弟几个的政治思想要求也很清楚,就是一定要加入组织,沿着加入共青团、加入共产党这个路子走下去,没有其他考虑的余地。”
孔丹在北京四中上的中学。这所男子中学,集中了当时政治局委员、共和国元帅、部长的孩子。孔丹在四中就读的时候,他的校友包括了刘少奇、林彪、陈云、陈毅、贺龙、徐向前的孩子以及彭真家的两兄弟、薄一波家的三兄弟,等等。后来就文革中的行为进行道歉而备受舆论关注的陈小鲁(陈毅之子),初中时是孔丹的同班同学。
1965年,在轰轰烈烈的“四六八学潮”中,孔丹和师大女附中的佘靖(后来任卫生部副部长)在西城区党校的大会上宣誓,成为北京市第一批的中学生党员。之后,北京市委在各个学校里陆续发展了一批党员,他们当中有马凯、秦晓、李三友等。
文化大革命快要来临的时候,孔丹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当大家都在积极准备高考的时候,孔丹经历了文革之初的第一件大事:孔丹所在的四中高三(5)班和女一中高三(1)班给中央写信,要求废除高考。
据孔丹回忆,有一天,他正补课,同班的薄熙永(薄一波之子)向他透露消息说,1966年的高考可能要停下来。“薄熙永说,咱们是不是也要表示一下、呼应一下?干脆发起废除高考的倡议,中央一定会接纳的。我也同意了。”
不久后,工作组就来到北京四中,成立了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孔丹担任该委员会主任,高三(4)班的秦晓当副主任。
在工作组从各个学校撤出后,学校就出现了权力真空,文化革命委员会也失去了权威性。孔丹随即提出用年级支部的方式掌控局面,很快,高三年级支部就控制了全校的文革运动。“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稳定学生们的情绪,不要让大家行为激进。”
当时,刘辉宣是高一年级的团支部书记,也参加年级支部的会议。“但他很激进。有一次开会,他第一个动手打人,台上当时一下子就乱了,低年级同学蜂拥而上,冲上台后乱打一气。我只记得时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李晨花白的头发,被皮带扣打到头上,流着血,看着很惨。”
不久,又发生了四中校长杨滨被围攻事件。当时正在开会的孔丹、秦晓等人上前解救。“我们当时要求的原则是批评可以,批斗也可以,但是不准动手,不准打人。”
与其他学校相比,四中成立红卫兵组织相对较晚。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四中还没有成立红卫兵组织。
孔丹回忆说,当时在天安门广场,四中高年级每个班抽调5到10个学生,在金水桥附近维持秩序。“这时,四中还没有正式打出红卫兵的旗子,也没有袖章,后来听到扩音器的广播,要四中的负责人上天安门,我就上去了。”
这一趟从天安门回来后,四中成立了红卫兵。
如今,孔丹在反思中认为,四中之所以成立红卫兵,主要是由于毛泽东公开表态支持了红卫兵。此外,也有内部的压力,包括刘辉宣等激进分子给予的压力。还有就是干部子弟内部有批评他们保守、妥协的压力。“所以在四中,我用一个说法,叫‘不得不’成立红卫兵。”
1966年8月25日,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成立,也就是著名的“西纠”。按民间的说法,孔丹任司令,陈小鲁任副司令,秦晓则担任宣传部长。“实际上当时并无那些称谓,只是各负其责而已。”
今年2月,《中国新闻周刊》曾详细报道了西纠从成立到衰落的过程(详见《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第6期《“西纠”30日》)。如今反思那段历史,孔丹认为成立西纠属于自发行为,目的是维持秩序。“实际上,党内以周总理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抓着西纠,试图起到制衡和控制局面的作用。从本质上讲,西纠这件事反映了文革初期,党内一些老干部希望借一种群众组织、也就是一部分红卫兵来抵制文革路线的一个思路。”
“西纠,可算是我一生的梦魇,甚至影响到了我的大半生!”叹息间,孔丹将纠结的目光移向了窗外,投向外边那一大片林立的楼宇,“文革中的一些事,都不是我想干的。很多人把我看成一个红卫兵领袖,我其实是坚决反对成立红卫兵的,这是事实。”
这场吞噬全国的政治风暴,最终也席卷了孔丹一家。1966年12月1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江青在会上点了五个人的名:王任重、周荣鑫、雍文涛、孔原、许明。
会后,孔原被隔离审查。21日,孔丹的母亲许明自杀。23日,孔丹被抓进监狱。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