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红色海报(资料图)
让我诧异的还有,被看管的干部劳动起来比我认真踏实得多。我早已在劳改队里练就了一身磨洋工的本事,他们不,他们比革命群众劳动还积极,人人都可评为劳动模范。认罪的态度也比我好。从革命群众对他们的批斗和大字报上来看,他们的罪名好像比我还重。经过1960年全国范围的大饥馑和《资本论》的启发,我的思想已开始有所觉悟,饿死了上千万老百姓的社会叫什么“社会主义”?!认识到错的不是我而是当局,这点我已写进了小说《我的菩提树》。而这些“走资派”不论在批斗他们的会上或会下,个个都低头认罪。尽管他们的罪在我看是不能认的,因为那可是“反对毛主席”的罪!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特点是人们犯的任何罪错都直接与“反对毛主席”挂钩,哪怕在街上撒泡尿都能和“反对毛主席”联系起来。我的“右派”罪行虽然很重,所幸是“文革”前犯的,没有涉及到毛主席老人家。而听听他们罪名下的罪行,不过是执行了农业生产的一般性正常管理而已,但种种正常的生产管理今天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管、卡、压”,当然等于反对毛主席了。更让我长见识的是,只要他们低头承认“反对毛主席”这项重罪,革命群众好像就心满意足了,并不会根据他本人承认的罪名给予判决,立即拉出去枪毙。在批斗会上呼叫得震天响的各种令人惊心动魄的血腥口号,表现出革命群众获得胜利的欢快心情。每次批斗会的内容都一样,并不能批出什么新鲜材料来。可是尽管如此,也不厌其烦地隔几天来一次,聚聚散散,散散聚聚。然而我内心里也感到不公:我并没有反对毛主席,却劳改三年再三年,他们反对了毛主席,只是拉到台上斗一斗,顶多挂挂牌子坐坐土飞机。这叫什么“大革命”?倒好像是在玩游戏!
革命群众庆祝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968年.
但是,在南梁农场的“牛棚”又名“群专队”里,我跟当初把我送进劳改队的农场场长、书记、干部们居然能称兄道弟,相互称呼老张、老王、老李。夜里睡觉前,我们还会聊些与政治无关的话题,在吃喝拉撒睡方面彼此交流经验,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还会争论一番,颇不寂寞。原先整人的人和曾被他整的人混到了一起,不分大小高低,重新洗牌,这时我仿佛也有了革命的快感,正如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唱的那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革命群众在斗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 1967年
在时移事移、干部遭殃的时候,在“牛棚”里我还感受到一种暗暗的尊重。1965年我被送进劳改队前,我在南梁农场的绰号是“老右”——“右派分子”;1968年从劳改队又回到南梁农场的“牛棚”时,绰号变成了“老修”,即“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公安局给我定的正式罪名仅仅是“反革命分子”,怎么多了“修正”二字呢?原来,在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把我再次送进劳改队之前,农场领导(就是现在跟我关在一起的干部)曾命令我写一份思想检查,交代自己对右派罪行的认识。我一方面为了表现思想交代得彻底,一方面也是因爱写作的坏习气,何况纸和笔都免费提供,更有一种发泄不满的心理作怪,竟洋洋洒洒写了份近万字的《思想检查》,远远超出了领导的要求。
革命群众在批斗现场学习毛泽东语录时让走资派面壁. 1967年
结果,《思想检查》成了我的“反革命纲领”。这份“反革命纲领”的要点在宣判我的公审大会上曾向干部农工宣读过,等于替我做了一次反革命宣传,搞得南梁农场人人皆知。谁知,三年后,闹起了文化大革命,全国揭发刘少奇邓小平,干部农工们发现我的“反革命纲领”竟然和这些大“走资派”不谋而合:对内主张承认农户家庭在集体经济中的地位,开放城市农贸市场,允许包产到户甚至单干;对外主张与所有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少支援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国家。这种主张在“文革”中被概括为刘邓路线的“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我在一个偏僻闭塞的农场底层日日夜夜劳动,思想上居然和最上层的“走资派”相通,这不能不让人侧目而视,觉得我“不简单”。正好,“牛棚”里地、富、反、坏、右、走资派都有了,还差个“修正主义分子”,我就顶了这个位置,平时以“老修”称之。
“文革”宣传画手绘原稿《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资料图)
人们崇拜英雄,也崇拜坏蛋,只要这个坏蛋坏得出奇,坏得特别,而且与他们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我在人们眼中就是这样一个坏得特别、坏得出奇,对他们也没有危害的坏蛋,从而赢得一份特殊的尊敬。“老修”实质上是一种略带亲热的昵称,不但曾把我送进劳改队的“走资派”常给我烟抽,连看管我们的武装战士有时还跟我开一些下流玩笑(现在叫“黄段子”)。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