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月16日到6月25日，国家审计署在10天内连发17份审计公告，包括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西电东送项目审计结果、中投等三家金融机构资产负债损益审计结果、审计署移送至2014年5月已办结的35起经济案件和事项、中国烟草总公司等11家国有企业2012年度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公告、国家发改委等37个中央部门单位2013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仅11家央企2012年财务收支审计，就对190名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处理，其中厅局级干部32人，揭露和查出一些企业人员涉嫌经济违法违纪线索，并将有关案件线索移送纪检监察或司法机关立案查处。
这些已发布公告中没有涉及的还有很多。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玺5月31日被吉林省检察机关以涉嫌受贿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半年，审计署已经派员进驻中央电视台。财新记者获悉，郭振玺案部分涉嫌犯罪事实曝光，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指派吉林检方办案。国家能源局窝案同样由检察机关为主办理或联合办案，5月21日和23日，最高检分别发布消息，检察机关以涉嫌受贿犯罪，依法对国家能源局核电司司长郝卫平、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国家能源局副局长许永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王骏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在这场与贪官污吏及环绕四周的不法商人、“白手套”们的攻坚战、遭遇战中，北京、湖北等执法部门也侧身其中。对于非党人士执行强制措施及进行必要搜查任务时，公安人员都有参与。湖北咸宁、宜昌等地，则成为大小“老虎”“苍蝇”移交司法程序后的聚集地。
不治标即无本可治
过去600天关于反腐的欢呼中，人们总是不免对一些戏剧性的场景津津乐道。比如原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中搜出近2亿元人民币现金，办案人员从某银行调来16台点钞机清点，当场烧坏4台；还有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据说是在参加省委常委会时，被当场拿下。
对于此情此景，《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表评论说：“昨天还意气风发指导工作，今天就雷霆万钧被拿下，这已成为反腐‘新节奏’。毫无征兆的动作、又快又稳的手段，就是要斩断贪腐官员的侥幸心理，形成有效的心理震慑。伸手必被捉，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谁贪污腐败，谁就是下一个被突然带走的人！”
然而，反腐揪出的贪官日多，查办贪腐宣布的速度日快，媒体报道、民众谈论的声音日大，一些怀疑之声也逐渐出现。有论者认为，腐败不可不反，但应适可而止，否则，会破坏党和政府的形象；也有论者认为，持续的反腐影响了经济发展；还有一些官员“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尽可能的不干活，少干活，内部为求自保一团和气。
事实上，纵观世界史，无论东方西方，无论何种政治制度，各国现代化、城市化加速阶段，腐败高发、易发都是普遍现象。“以去年的美国奥斯卡影片为例，《为奴十二年》《卑贱人生》《美国骗局》《华尔街之狼》，都展示的是美国‘进步时代’甚至最近三十年政治社会中权力与金钱的危险关系。”一位接近纪检机关的人士评价说，从目前揭露出的案件看，土地和矿产开发、交通设施建设等是政府官员贪腐的高发区，工程招投标和设备采购、海外并购，则是央企高管常见的利益输送通道，“这些领域恰恰是中国高速城市化和工业化时期的重心所在，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一阶段没有为此付出代价，无论是英国美国，还是我们的近邻韩国日本，这段时期都是腐败高发期”。
一方面，社会各界需要正视腐败现象丛生的现实，另一方面，正视并不意味熟视无睹—相反，越是高发、易发，才越需要纪检和司法机关痛下狠手。
腐败对资源配置与价格的扭曲，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严重阻碍，其对于经济发展的软环境如社会心理、治理制度的戕害更是难以估量。“中国的腐败发展到今天，已经于经济增长无益。”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魏德安（Andrew Wedeman）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说，腐败从根本来说，就是官员可以利用手中权力从经济中榨取金钱，经济受自由裁量权力的影响越大，腐败的机会就越多，“我们要认识到，现有体系中形成了许多既得利益，腐败与既得利益集团紧密相联。所以要打破这些既得利益，推进改革，反腐是行动手段之一”。
反腐与改革被很多观察人士看作习近平新政的“一体两翼”。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全面深化改革路线图，但在利益格局已经被既得利益集团“封建化”、改革共识因为社会矛盾加剧而难以凝聚民众合力的背景下，以反腐打破固化利益链条，高压肃贪聚拢党心民心，从严治吏护航改革深化，是中央纪委重拳出击的题中应有之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政与治理研究学者任建明对财新记者说：“反腐败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提供重要的保障和基础支撑，反腐败成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魏德安对中国十八大后的强力反腐评价甚高：“这是中国自1978年以来历时最长的一次反腐行动，而且不断地在查高层官员，强度很高。从质量、系统性上说，此次的反腐行动也都比以前更为突出。”
他认为，中国在经济发展时期的坚定反腐，值得很多发展中国家学习，“每当中国有高官被调查或被限制行动，很多人都说，看，腐败有多严重。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腐败只是在人们的传言中，没什么人真的受到查处，很多腐败官员常常是出于政治原因才起诉。在中国，不仅人们传言腐败的存在，而且有大量腐败官员正在被查处，这就把中国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反腐败区别开来。”
在任建明看来，与之前中国自身的反腐败相比，这一轮反腐也有了“质的不同”。他向财新记者总结了四个方面的实质性特点：反腐败目标的终极化（十八大提出“建设廉洁政治”），反腐败决心的彻底化（习近平在中央纪委十八届三次全会上的讲话，“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反腐败行动的坚定化（“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等表述不仅写进党的文件，也以实际行动落实）、反腐败战略的科学化（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在加强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等方面有新的进步）。
王岐山走马上任中央纪委书记后不久，即在2013年1月的一次中央纪委研讨班上阐述了自己的反腐战略思考：要深刻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这与十年前王岐山任职北京市长期间对北京交通拥堵问题的思考如出一辙。新华社一篇名为《求真务实 尽责奉献—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的人物特稿中写道：“面对北京日益拥堵的交通，王岐山清醒地意识到，北京刚刚进入交通拥堵的历史时期，解决这一问题，要标本兼治，疏堵结合，当前以治标为主，治标是为治本赢得时间。”
持续600天的高压反腐，已经对腐败分子形成了强大震慑作用，亦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民，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公众的认同感。从这个角度讲，治标虽才发动，治本的时间已经开始赢回。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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