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的名称有点拗口,叫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军委、三总部的有关领导,还有全军各大单位和军委直属院校的有关领导同志,共 45人。会议由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3位元帅主持,主题是研究军队“文化大革命”问题。徐帅还兼任刚刚改组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
我到北京的头一天,张春桥、王洪文等人在上海刮起了所谓的“一月革命”风暴。此时,全军大单位的主要领导同志相聚在一起,议论最多的就是对社会混乱状况不满,担心军队会被搞乱,因为已经有了这种苗头和征兆。会下的情绪,难免带到会上。汇报中,大家都纷纷提到这些问题,希望军委拿出办法来。会上,总政要我讲清军事学院的所谓“戒严”情况。我如实说明真相,他们也就不再追究了。
会议开始不久,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我发现一些同志不在。后来,询问他们到哪里去了?方才得知,林彪找出席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部分同志开会。西藏军区陈明义副司令员告诉了我开会的情况,并把他的记录本送给我看。在这个会议上,林彪对彭总、贺总进行了恶毒的人身攻击,说他们“一个是兵痞,一个是土匪”,是“大阴谋家”,是“刀客、杀人放火、谋财害命的人”。林彪还大讲历史上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的所谓矛盾、斗争,点了红三军团一些干部的名,还说彭德怀原名彭得华,是有野心,妄想要得天下。顿时,我预感到,自己在这次运动中将在劫难逃。
就在我百思不解、十分苦闷的时候,又传来了新的噩耗。一天,粟裕同志来到我住的房间,沉痛地告诉我,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同志去世了,死在一口井里,是他人谋害推下去的,还是在那种野蛮的批斗下,一念之差,出此下策,尚不得知。我听后,悲痛地哭了。在当时的情势下,粟裕同志劝我不要太感情用事,但我还是止不住自己的泪水。
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和几位老帅分别作了重要指示。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关锋等也到会讲话。能够听出来,虽然都表示拥护“文化大革命”,但着重点明显不同。简单地说,前者侧重保持稳定,后者侧重放手发动。
我们在北京开会期间,几乎天天都有军事机关受到冲击的事件发生。听到这些消息,大家更加着急。那些天,只要碰到一起,大都是这个话题,说起来也多有几分激动。大家怀疑毛主席知道不知道社会上的情况,纷纷要求毛主席接见。
毛主席满足了我们的愿望,1月22日中午12时半,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那时开会很简单,主席台就摆了一把椅子。周总理、几位老帅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坐在台下。毛主席看到这一情景,表示请老帅们上台来坐。大家都没有吭声。陈老总笑着表示:我们坐在下面,好听啊。
毛主席讲:你们要真正站在革命左派一边,像唱戏一样,要亮相。有些地方亮到了保守派一边,要站过来。他表扬了成都军区政委甘渭汉,说两派群众他都敢见,结果家里很安全。
接着,毛主席又讲了一番要支持革命左派的道理,尔后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这时,许世友站出来,说:戴高帽子是对地富反坏的,为什么对自己人也戴?我们跟毛主席这么多年,现在把我们当地主一样斗,我想不通!
毛主席以他特有的幽默,与许世友开玩笑:看你不要化装,就像个猛张飞。并且接过他的话题说:他们把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法子用上了。戴高帽子,打翻在地,还要再踏上一只脚,那是对付土豪劣绅的。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你们不好讲,要中央文革讲。同样的话,我讲行,你们讲不行。
最后,毛主席强调:要搞好团结,以大局为重。我们这些人搞不好团结,还得了。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不管熟悉不熟悉,反对不反对自己,只要他能做一些工作,就要团结。过去有些人反对我,反对错了,我很感谢他们,逼得我研究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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