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准备工作仍在正常进行。由于在运动开始后，军委、总部并没有明确学院是否停止招生，院常委分工由我负责，做好开学的准备工作。为此，我挤出时间，组织参加第13期教学的同志总结教改经验，抓紧进行招收学员的教学准备和物质准备，研究确定学员班的干部，组织教员备课、试讲。为此，有人批评我老是 “念念不忘教学”。当时，我确实是“身在运动，心在教学”。因为在招生问题上，军委、总部变化多次。开始，决定9月份按时招生，接着说推迟到10月份，随后又说解除招生任务，没过几天，又通知国庆节后接收学员，而且有3000多名。面对这种情况，作为院长，我从未放松准备教学这根弦。直到10月7日，总部才最后明确停止招生。
总之，在那一段时间，是边搞运动边准备招生，学院局面没有失控。对于这种状况，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然而，事情的发展表明，我的想法太天真，只是一厢情愿。刚刚过完国庆节，就接到军委通知，要召开全军院校长、政委紧急会议。10月4日，王平政委和我匆匆赶到北京。原来，林彪等人认为，有些领导机关和院校领导过分强调军队院校的特殊性，压制民主，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于是，以军委、总政名义，搞了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的文件，规定“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明确指出：由院校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已经“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撤销”，要求“由革命学生和教职员工选举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
对此，我和王平思想上均有些不通，但按照组织原则，又必须贯彻执行。会后，我俩回到南京。10月10日上午，学院党委召开全体会议，传达军委、总政的紧急指示精神。当日下午，学院党委召开各单位代表协商会，王平政委和我宣布中断院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宣布后，我俩即退出会场。从此，学院各级党委陷于瘫痪，基层党组织也停止了活动。后来，中央将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在更大范围出现了一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导致局势更加混乱。
党委中断对运动的领导后，由政治部出面和群众协商，各单位选举代表，成立了军事学院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院文筹”。随后，学院内部一些不赞成“院文筹”的工人、干部起来造反。他们冲击“院文筹”，把“院文筹”的主要负责人抓到北京关押、拷打。时值隆冬，天气寒冷，他们把人打昏后，用冷水冲，使这些同志至今还留有后遗症。地方和军内其他单位的造反派也开始到军事学院串联，贴大字报，开展辩论，煽风点火，搞所谓的联合行动。学院大部分同志对这种做法很反感，响应者不多。于是，造反派就在外面放风，说军事学院是“顽固堡垒”，运动搞得“文质彬彬”，扬言要“砸开、冲垮”。
随后的一段时间，我到学院各单位接受群众的批评教育。我总想，作为学院的主要领导，在工作中难免有缺点错误，利用这个机会到群众中走一走，听取意见，接受批评，对改进作风有好处。我不坐汽车，也不带工作人员，骑着自行车，天天到各单位转。好在那时刚50出头，身体还行。保卫人员担心我的安全，要跟着。我也没有同意，因为这样和群众说话不方便。从11月5日起，我向全院同志先后作了3次检查，着重检查了对“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理解不深、行动上跟得不紧的问题。我的检查，学院多数群众还是谅解的。在那时，我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虽然不理解，但也没有什么疑问，遇事总是向好的方面想。
党委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虽然停止了，但学院还有大量的行政工作要做。我的态度是：只要还没有被“打倒”，就要负责地去管。因为社会秩序很乱，如果学院出了问题，损失就大了。其间，我多次召开行政会议，进行布置、检查。12月8日晚，南京军区召开作战会议，通知我去参加。会上，许世友司令员讲：地方造反派要利用纪念一二九运动的机会，搞一次所谓的“新一二九运动”，可能会冲击军事机关，要求各单位做好自卫准备。
时间紧迫，回到学院后，我连夜召集各部、系领导开会，研究防范措施，要求增派一定数量人员把守营门，加强警戒，同时决定把学院军械库的枪支发给干部一部分，用以自卫。为了防止出问题，没有配发子弹，还要求对红卫兵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当时，王平政委正在养病，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第二天，我专门向他作了汇报，也向军委、总政报告备案。
我们这样做，触怒了造反派中的一些人。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此时正在南京煽风点火。他两次跑到军事学院，发表“演说”，对发枪加强警戒一事提出质询。我们没有理睬他。一个地方大学生，有什么资格到军事学院说三道四、指手划脚！过了几天，我看社会上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事情，也就让机关恢复了正常的警卫状态。
原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谁知12月25日晚上，突然接到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电话，说军事学院加强警戒是搞戒严，是妨碍群众运动的行为，因而是完全错误的。过了两天，北京又转来蒯大富的告状信，要我说明情况。看来，事情变得复杂了。
1967年元旦过后，我继续接受群众组织的批判。4日晚上，突然接到军委的通知，要我马上到北京开会。第二天，我即到军区总医院，看望病中的王政委，商量如何向军委汇报。我俩颇费了一番心思，说真话吧，上面不爱听，说假话吧，我们又不会。最后，商定还是据实汇报。1月6日，我来到北京，住进了京西宾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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