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中央文革”力保
李劫夫的“政治错误”，帽子很大，其罪名是“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团”。
一个音乐人，一个作曲家，怎么会陷到那个吓人的反革命集团中去呢？
用一句政治术语说，是“事出有因”，但绝对“查无实据”。
“文革”一开始，劫夫其实就很害怕。因为，他是个音乐天才，在音乐方面，能无师自通，但对其他方面，则常显幼稚。尤其是，他的确不懂政治，不知道政治游戏中的潜规则，而从延安时期起，偏偏又看到过很多个人政治的悲剧。因此，对政治运动，他常常害怕，害怕会整到自己头上来。
1957 年反右派运动时，李劫夫就已名列省文化局右派“候选”的黑名单中。他害怕得精神有些失常，对家人，对老朋友说：“我完蛋了，就等着抓我的右派了！”幸亏，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是劫夫在抗日战争时的老上级，非常了解他，而负责抓右派的省委书记，平日也清楚劫夫的诗化性格，故不仅不抓他的右派，反而来劝他放心，不要着急。
不过，1959年进行党内“反右倾”，作为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的劫夫，却没能逃脱。因为，他那业务第一、政治第二的作风，几乎众所周知。因此，沈阳市委给他定了一个“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不过，还算幸运，没戴正式的右倾帽子，只需作检讨。
“文革”开始后，像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一样，劫夫自然逃脱不了被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批斗、抄家的厄运。对此，劫夫只好逆来顺受，等着挨批斗，等着被抄家。
事情到此，劫夫与绝大多数其他领导干部一样，若熬过了此关，以后“文革”的日子，无非就是检讨检讨所谓“走资派”之类的错误，然后，便能随“众神归位”，可重新回到音乐学院院长之类的地位。
然而，此时却发生了一件“好事”。
沈阳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分为两派：一派为“红色造反团（红造团）”，是要打倒李劫夫的；另一派叫“井冈山”，却是想保劫夫的。
“红造团”是激进造反派，势力不小，而“井冈山”虽是拥军派（拥护军区），但估计力量斗不过“红造团”。于是，他们为了不让“红造团”劫走李劫夫院长，1967年1月15日，便派专人将劫夫送到北京，藏了起来，同时，向“中央文革”与周恩来总理送信反映。
结果，1月31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真的派他的秘书刘汉，来李劫夫的住处了解情况，并将李劫夫转移安排住到了北京航空学院。因当时，北航已由“北航红旗”造反派红卫兵掌了权，没有“中央文革”的话，谁也不可能从北航将劫夫弄走的。
2月9日下午，戚本禹出面接见了劫夫与沈阳音乐学院各派红卫兵代表，并公开表示，“中央文革”江青、康生与他戚本禹，都是同意“保”劫夫的，因为，他们认为，劫夫所作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他们都熟悉，也都认为是符合革命文艺路线的。
这一来，劫夫总算脱了难，安然无恙回沈阳了。
当然，这次保劫夫，虽是戚本禹出的面，打了“中央文革”的旗号，但实际是当时的中央高层都知道的事，而并非只“中央文革”的人同意。中共“九大”后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此事作过证：“这件事中央是清楚的。”所以，当戚本禹不久后倒台时，劫夫并没有因这一接见而受到整肃。
不过，因受到中央要人的保护，李劫夫便对去北京有了好感。因此，当他于3月8日回沈阳后，仅过一个多月，在沈阳发生了武斗，又据军区情报，知道有一派造反派仍想抓他去批斗之时，他便以要为《人民日报》写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文章为由，在沈阳军区安排下，于4月份，又到了北京，住到了《人民日报》招待所。
以后一年多中，京沈间，来来往往，劫夫大多数时间留在了北京。
在京期间，一是受到“中央文革” 领导人的重视，劫夫零星非正式地参与了“中央文革”文艺组的一些活动，而重点则是为一段段的《毛主席语录》，作歌谱曲，同时写下了那首当时全国亿万人都会唱、至今在每个卡拉OK歌厅也都会有的《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样，原本是从外省逃亡来京的李劫夫，反而在北京过起了充实而有滋有味的日子，甚至，还被邀出席了当年中央举行的“八一”宴会。
与黄永胜的往来
在北京的第二件事，便是加强了他与黄永胜一家的往来。
这是导致李劫夫陷入万劫不复的人生黑洞的开端。
李劫夫1943年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时，任三分区下属的文艺机构“冲锋剧社”的副社长，当时，三分区司令员是黄永胜。因此，从那时起，李劫夫与黄永胜便有了一种部属关系。
1962 年，李劫夫去广州开会，遇到了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当黄永胜的夫人项辉芳得知劫夫是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时，便让劫夫将黄永胜的三儿子黄春跃，招到沈阳音乐学院去学音乐。结果，12岁的黄春跃到“沈音”后，劫夫让他住到了自己家中，以从生活上能照顾这个小孩子。后来，项辉芳还让黄春跃做了李劫夫的干儿子。
黄春跃在劫夫家中住了一年时间，就搬到学校宿舍去了。只是星期日，则或是到劫夫家，或是让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派人接去他家度周末。
“文革”开始后，黄春跃离开了学校，当兵去了广州部队海上文化工作队。
有了这层关系，劫夫1967年在北京期间，便同当时也常住北京的黄永胜一家，有了较多的往来。劫夫的夫人张洛与黄永胜夫人项辉芳的往来，则更是越来越密切，二人甚至以姐妹相称。
1968年3月后，黄永胜正式调往北京，任总参谋长。
由于两家的这层关系，特别是张洛与项辉芳的亲密往来，使劫夫不仅得知了高层很多人对江青的不满，更扯出了一件为林立衡（林豆豆）找对象、接着又受到林彪接见的事情，使劫夫在后人眼中的“林彪集团要犯”色彩，愈加浓重。“做媒”之事是项辉芳惹来的。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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