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来的“十三级干部”
上世纪60年代初，当令狐野再回到平陆，已是让同乡敬仰的“十三级干部”。
按照当时我国公务员职务等级工资制度，“十三级”以上就是高干，对应到部队为副师级，对应到地方为副厅级。
一个开药铺小伙，如何成为我党的高级干部？平陆令狐家族一位知情人士介绍，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缺医少药，身在延安的令狐野找到了施展自己的平台，一步步被提拔了起来。
1937年1月，中共中央核心机关以及红军总部从陕北保安迁到延安后，傅连暲受命组建中央苏维埃医院，并任院长。红军改编后，中央苏维埃医院改称陕甘宁边区医院。
据《陕西省志
卫生志》记载，1938年11月，边区医院迁至东二十里铺，调欧阳竞为院长，翁祥初为协理员，令孤野为医务科长，魏明中、汪石坚（锡曾）为医生。在此前后，由汪东兴、丁钱辉任协理员。
1939年四五月间，因河防吃紧和敌机袭击，边区医院决定迁往安塞。身为医务科长的令狐野，直接参与并负责安塞新址的修建。
医院在安塞开办后，令孤野继续担任医务科长。欧阳竞继续担任院长，副院长为高明，协理员翁祥初，边府特派员赵国根。
1939年12月，由边区政府领导的延安保健药社改为卫生材料厂，专制各种丸散膏丹代替西药，供给各院各卫生所急需。李常春兼任厂长，令孤野担任副厂长。
1941年5月，光华制药厂与边区卫生材料厂合并。边区政府重新任命梁金生任厂长，令孤野、劳东为副厂长。
此后，令狐野一直在医疗卫生系统工作。有消息称，他还在公安部工作，还曾担任过华清干部疗养所所长。
在外打拼30多年，令狐野算是告老还乡。只是这一次，他没有回到自己最熟悉的洪阳，而是住在距离村庄十多公里的常乐镇上。
其中缘由，还得从他的婚姻说起。
令狐野前后有过两任妻子。第一任与他同乡，女方略为年长，家境殷实，还资助过令狐野读书。两人婚后育有一女，小名爱女。第二任在延安认识，对方也是边区的一名医护人员，两人育有四子一女。
这两段婚姻，让他的家庭关系比较微妙。一位与爱女熟悉的洪阳村民透露，令狐野在延安时，他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大女儿曾去看望父亲，相处很不愉快。而他的第一任妻子，28岁时丈夫就不在身边，一直伺候公婆。
因此，这种情况下，退休后的令狐野就算想住回洪阳，大女儿爱女也不会同意。而另一种说法是，洪阳当时正处于移民重建期，条件简陋，令狐野自己不愿再回到村里。
少年政策初长成
无论如何，平陆县西南30多公里的常乐镇后村，令狐野终究安了家。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在延安结识的第二任妻子以及之后所生的五个孩子。
那时的他，一定不会想到，许多年以后，五个孩子会因为自己的名字备受关注。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2007年10月，时任党的十七大代表、山西省发改委主任令政策向媒体透露，父亲当年特别喜欢看报纸，他们出生时，父亲就地取材，在报纸上找一些当时见报率较高的词汇如路线、政策、方针等为他们取名，这就是他们兄妹五人姓名的由来。
令政策，1952年生，是令狐野和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孩子。如果不算同父异母的姐姐，他在家中排行第二，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以及两个弟弟。
在一些常乐人记忆中，少年时的政策并不出挑。他总是穿一件军绿色的衣服，又黑又瘦。1965年到1968年，令政策在常乐中学念书，学习属于中上，爱看书，文科尤其作文比较好，理科差一些。
初中三年，令政策还是班里的宣传委员。据他的一位同学介绍，他们的班干部都是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最能说明一个人在同学心中的地位。
1966年10月，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令政策作为班上仅有的两名代表之一，跟着县里另外十多个孩子一同去了北京。这个名额，也是大家投票选出来的。
只是那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话不多，出身很好的干部子弟在想什么。他很稳重，不轻易袒露自己的内心，也不会把远大志向挂在嘴边。
相比之下，参过军，又当过电影放映员的大哥令方针反倒让大家印象深刻。在常乐人的眼中，那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年轻人，毛主席语录歌张口就来，走到哪儿，都能把气氛搞得火热。
数年之后，长子令方针在一次意外中丧生。失去大哥的令政策，以长兄的角色，肩负着一个家族的使命。
关于令政策毕业后的去向，一些老乡的记忆和公开的简历略有一点出入。
公开资料显示，1968年10月至1971年7月，令政策在平陆县常乐公社医院、国营硫磺矿厂工作；1971年7月至1982年2月，他在运城地委机要办公室、省委办公厅机要处工作。
但据几位和他共事，以及给他办过人事调动的平陆老乡回忆，令政策是先去硫磺矿厂，再到常乐公社医院，然后直接调到省里。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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