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防与塞防之争
既然有左宗棠在甘肃，朝廷觉得，可以商议讨伐阿古柏、收复新疆的问题了。可是，就在左宗棠紧锣密鼓准备西征时，北京传来了反对进军新疆的声音，原因是东南沿海又出事了。
1874年5月，日本借口所谓的“琉球漂民”事件，出兵台湾。10月，清政府做出让步，与日本签订了《北京专约》，承认日本入侵台湾是“保民义举”，赔偿白银50万两。尽管此前清政府不乏割更多地、赔更多款的经历，但是向一个自己从未放在眼里的邻国服软，再懦弱的大臣贵戚也会受到刺激。一时间，加强海防的呼声高涨。《北京专约》签订后的第五天，总理衙门上奏朝廷，提出加强海防的6条措施。清政府希望在更大范围内听取意见，就将总理衙门的奏章，连同前江苏巡抚丁日昌草拟的《海洋水师六条》，发往各省督抚大臣。
接到朝廷的咨询信后，直隶总督李鸿章、办理台湾海防的沈葆桢等17人先后发表意见，支持加强海防。左宗棠也在这17人中。左宗棠此前曾创立福州船政局，深知海防的重要。但此时李鸿章却节外生枝，打起了小算盘。
李鸿章认为，加强海防急需用钱，现在用兵西北花费巨大，新疆不过是一块贫瘠无用的土地，当年乾隆皇帝倾全国之力，只是得到“千里旷地”，得不偿失。而且，新疆靠近俄国和英属印度，两国对新疆觊觎已久，阿古柏又得到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册封，即使勉强收复，将来也无法长久固守。因此，最好停拨西北塞防的经费，投入东南海防，同时撤回西征部队，放弃新疆。
李鸿章的小算盘激起了一场海防与塞防的大争论。支持李鸿章的大有人在，有为自己利益考虑的沿海地区督抚，有不愿给西征部队供应军饷的中央大员，还有很多李鸿章的门生故吏。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能不能力争，就十分重要。
左宗棠也深感压力。而且，面对咄咄逼人的李鸿章，他多少有点心虚。他毕竟是个举人出身，套用现在的学位，如果说名列殿试三甲的曾国藩和李鸿章是名牌大学毕业的话，那么左宗棠最多也就是个专科毕业生。以前，有曾国藩在，湘军出身的人腰杆都硬。可两年前，曾国藩去世了，湘军集团的势力日渐衰落，李鸿章的话语权越来越大。幸好，以军机大臣文祥为首的一批人认为新疆不能丢，力挺左宗棠西征。朝廷便发了一封密谕给左宗棠，咨询他的意见。他知道，这是一次可能决定新疆能否留在中国的奏对。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写下了《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也就是著名的万言书。左宗棠在奏折中指出，对于国家的安危，“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
后来，左宗棠又在《遵旨统筹全局折》中驳斥了放弃新疆的言论，指出“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一句话，新疆不稳固，北方安全就无着落，整个国家安全也将随之崩塌。左宗棠还驳斥了李鸿章的论调，指出新疆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绝非“千里旷地”。另外，当时海防的舰船、炮台都已经有了规模，后面的主要任务是军事操练，“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
清廷收到左宗棠的回奏之后，立即召开会议，决定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负责新疆军务，准备西征收复新疆。
面对如日中天的李鸿章，左宗棠之所以能顶住压力，一方面是由于新疆对国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倔强的性格。1854年，湖南官员王珍在一场小战斗中击毙太平军30人，却上报为大捷，曾国藩看后未加查证，也签上自己的名字。但在送给朝廷的最后文件上，左宗棠自作主张，删掉了这场虚假的胜利。虽使曾国藩勃然大怒，左宗棠却不为所动，不惜与曾国藩失和好几年。
清政府选择了这样一位将领带兵西征。
西征之际，谋定而后动
左宗棠对面临的困难心知肚明。两江总督刘坤一在给左宗棠的信中直言，收复新疆是“任天下之至重，处天下之至难”。别的不说，光是朝廷那帮大臣，每当左宗棠遇到实际困难，进军稍慢，就会出现各种非议，“按兵不动”“拥兵自重”的帽子纷纷飞来。
左宗棠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打仗实际打的就是粮饷，边塞作战更是如此，左宗棠曾在海防、塞防的大辩论中明确提出，充足的军饷是收复新疆的基本保证，并要求其他省份努力保证西征军饷。西征军的军费开支巨大，预计每年要支出800万两白银，但实际到账的各省协饷只有500万两。后来，许多省份又拿出海防重于塞防、要协助海防的借口，拖延供给西征军的饷银，西征军陷入每年只能完整发下一个月饷银的窘境。左宗棠在多次上奏催促饷银未果的情况下，提出了向洋商借一部分款的建议。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叹息说：“借饷而议及洋款，仰鼻息于外人，其不兢也，其无耻也，臣之罪也。”
好在朝廷同情左宗棠的处境，下令沈葆桢筹款。可是沈葆桢本来就反对西征，便上奏朝廷说，新疆土地广阔，短期无法收复，即使收复，守卫新疆的花费也是无底洞。左宗棠据理力争，算了一笔细账，表明钱花在新疆绝不是亏本的。他最终说服了朝廷，筹到了足够的军饷。据统计，从1876年到1880年，收复新疆共耗费5000万两白银，年均1250万两，占清政府年财政总收入的15.6%。清政府能下定决心如此大手笔地投入，很大程度上来自左宗棠的坚持。
在筹饷的同时，左宗棠还专门在西安设立西征粮台，统筹军粮。此外，他还在归化（今呼和浩特）和肃州（今酒泉）设立专门机构，保证南北两路的军粮供给。后来，西征军陆续进入新疆，左宗棠又命令各军在哈密等地采购粮食，就地屯垦，为军队提供了充足的粮食。
武器更是打仗的关键。左宗棠费尽心思，给西征军装备了最新式的武器。仅仅是1875年10月18日，神机营和工部火药局就向驻扎在哈密的文麟拨发了带刺刀洋枪200杆，洋帽10万个，七响后膛洋炮200尊，随带炮子10万发，各种火药3.2万斤，火绳4000根。此外，还有架劈山炮、德国造后膛来福线大炮、来福前膛马洋炮、开花后膛炮、七响后膛洋马枪……应有尽有。英国历史学家包罗杰说，“这支中国军队完全不同于所有以前在中亚的中国军队，它基本上近似一个欧洲强国的军队。”
至于怎么打，左宗棠成竹在胸。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早已说明先歼灭阿古柏、后索还伊犁的构想。歼灭阿古柏又分两步：先北后南。凭借早年对新疆地形的研究，再加上林则徐送给他的新疆地图，他认为，新疆被天山分为南疆和北疆，“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在召集各军商讨具体作战问题时，他又给部将刘锦棠定下“缓进速战”的策略，出关后先在北疆猛打几仗，挫败敌人锐气，等收复乌鲁木齐，再南下与阿古柏决战。
经过一年的积极备战， 1876年3月16日，左宗棠离开兰州挥师西进。部队主力是刘锦棠带领的老牌湘军，其中绝大多数是南方人。他们跋山涉水来到西北，本已水土不服，又听说要去条件更苦的新疆，很多官兵出现畏战情绪，不敢打先锋。敢做先锋的只有在陕北招降的董福祥部队。但湘军毕竟是主力，董福祥也在观望湘军的反应。
左宗棠和刘锦棠秘密商议之后，定下了一条计策。左宗棠在前往肃州的途中，路过董福祥部队驻地。突然，一名老兵从队伍中跑到左宗棠轿前，大声呼喊，谁也拉不走。左宗棠当这人是疯子，毫不理会，但官兵们听到老兵的话，无不惊骇。老兵喊的是：“我是老统领派来的，老统领要出关打先锋！大家吃饱了，随老统领去打新疆！”
“老统领”说的是刘松山。刘锦棠率领的湘军本是刘松山的部下，刘松山战死后，刘锦棠接任，被称为“少统领”。湘军老兵们突然听到老统领英灵下凡，还要带队去打新疆，原本畏战的士兵都变得热血沸腾。刘锦棠故意找到那个老兵的长官，问是怎么回事，对方说：“这人平时好好的，在营里五年了，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刘锦棠又故意问那老兵，老兵说：“那阵子忽然感到一阵冷风，老统领就来了，让我说那些话，后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消息就此在西征军中传开：老统领知道左帅要西征新疆，就先来了肃州，让少统领率兵出关杀敌。左宗棠当即命令全军设祭，祭奠刘松山，还写信给留守兰州的人，若有其事地说：“忠壮（刘松山谥号）殁后，遇有大战，必先示梦其部曲。忠义之灵，固常在也。”
这出老统领显灵的大戏，正是左宗棠和刘锦棠为激励士气刻意安排的。当时，上至贵族、将帅，下至士兵、百姓，都有浓重的迷信思想。借士兵们对老统领的崇敬，激励他们的士气，是左宗棠无奈中想出的妙招。
早在收复南疆之前，左宗棠就上奏朝廷，“为新疆划久安长治之策”，必须“设行省，改郡县”。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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