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中国遭遇1949年以来最严重恐怖威胁(组图)

　　民众反恐重在报告可疑和保护自己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城市社区里的大爷、大妈，应该如何在反恐中起到作用？

　　李伟：不同的国家国体、政体，包括民众在整体的安全意识上，都有不同的特点。中国的社区文化比西方更浓厚一些，大爷大妈们对本社区的人员往来，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了解得比较全面，他们对异常情况的敏感度比一般人高，在维护社会稳定的过程中能发挥十分关键的作用。

　　但是，全民反恐，并不是提倡民众去主动发现恐怖分子，然后主动与恐怖分子进行斗争或者制服恐怖分子。世界各国对此都不提倡。

　　全民反恐最重要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遇到可疑情况要报告；二是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识，特别是遇到突发恐怖袭击时，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对于中国人来说，今后遇到任何突发情况，首先要尽量做到不围观，这可能是保护自己的一个很好的做法。围观会造成两个负面影响：一、可能会影响专门力量的快速应急反应和处置恐怖袭击突发事件；二、有可能给自己带来次生性的伤害。

　　反恐能力重在情报预警

　　《中国经济周刊》：这次的全民反恐是不是建国以来最高级别的反恐举措？

　　李伟：从整体的规模上、措施上，以及装备和能力上，我认为，当前我国的反恐防暴级别达到了建国以来在反恐问题上的最高级别。不仅是在新疆地区，在一些重要的大城市，包括一些中小城市，各省份相关的反恐职能部门也都在强化自己的能力训练、反恐演习和演练。

　　《中国经济周刊》：今后，我们的反恐等级会不会继续提高？

　　李伟：反恐一定要注意把握平衡性。我们所采取的反恐措施，以及我们所要提高反恐的级别，与我们对可能会面临的恐怖威胁相应的评估是相一致的。我们强调反恐的能力，更重要的一点体现在反恐的情报预警方面。我们能不能再继续加大对反恐情报的投入，然后能够在恐怖分子实施恐怖袭击之前，就能够及时发现他、制止他，使我们的安检措施或者是其他相应的措施，仍然维持在当前的级别。

　　全民反恐体现了中央反恐的新思路

　　《中国经济周刊》：全民反恐是否体现了中央反恐的新思路？

　　梅建明： “全民反恐”体现了中央反恐的新思路，但中央反恐的新思路并不仅仅局限于“全民反恐”。在反恐的指导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组织体制——国家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升级为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各级反恐怖领导小组，以及反恐策略等方面，都有新的变化。

　　《中国经济周刊》：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反恐行动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梅建明：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全面指导反恐怖的各项工作。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立，本身体现了我国在新时期安全工作方面战略性的调整，它意味着我国领导人面对新时期的安全形势和安全挑战，做出了从全方位实现我国国家安全工作的战略性的调整，这种调整首先是组织体制、领导机制的变化。所以在国家安全观的统领之下，反恐工作将会得到进一步加强。

　　反恐法或将于年内出台

　　《中国经济周刊》：未来，我国反恐工作机制将会如何升级？

　　梅建明：未来，反恐怖将在我国国家安全工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现阶段，反恐怖工作机制应当从以下六个方面着手升级：一、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指导我们更有效地开展反恐工作来说，非常必要；二、完善反恐怖领导和指挥体系；三、加强反恐怖专业力量建设和人才培养；四、加强反恐怖情报体系建设；五、反恐怖技术研发；六、反恐怖国际合作。

　　《中国经济周刊》：为什么在有《刑法》、《刑诉法》的同时，还需要《反恐法》？

　　李伟：《刑法》的原理是威慑法，简单说就是杀人偿命，而《反恐法》是预防法。

　　具体来说，恐怖犯罪与普通的刑事暴力犯罪不同。普通的刑事暴力犯罪是一种隐性的犯罪，犯罪人在犯罪的时候是力图逃避法律的惩处；而恐怖分子属于一种显性犯罪活动，恐怖分子在最后实施恐怖袭击的时候，有时是采取自杀式的恐怖袭击活动，另外，他们也不惧怕法律的惩处，所以，《刑法》在打击或者说在遏制恐怖主义方面存在缺陷。

　　《反恐法》立法的原理和出发点，是强调它是一部预防法，也就是说要预防恐怖分子发动恐怖袭击，不能等恐怖分子发动恐怖袭击的时候，我们再去进行反恐。

　　《中国经济周刊》：您预计《反恐法》出台需要多长时间？

　　李伟：从我国所面临的恐怖威胁的现实情况，特别是恐怖威胁由局部性的问题正在向全局蔓延扩散的态势来看，再加上当前的提高反恐等级、加大反恐投入的现实，我个人认为，我国的《反恐法》应该在年内或许就能够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