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为了夏收到来,县委决定,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劳力集中收。口粮、种子、饲料由大队统一掌管。生产队的口粮由大队定期发给食堂。口粮三个标准:每人每天8.1两、8.3两、8.4两。(16两制)
5月5日:4月中旬后,病情和死亡人数猛然上升20%。(据其它资料对比,换算出具体人数为,每天死亡70人左右。)
5月12日:县里决定,夏粮征购3543.05万斤,生产队集体入仓910.4万斤。夏粮任务要求在9月完成70%-80%。
7月20日:截至7月15日有病人8396人,其中肿病、疳病4890人。但情况依然严峻。通报要求,各级党委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治病,“两手都要硬”。
“饥饿三年”,仁怀因饥饿直接死亡或因饥饿引起疾病死亡的总人数,究竟有多少,我们只好期待时间来给出答案。
仁怀的粮食都到哪里了
查阅县志,全县粮油保管统计表明,1959、1960、1961三年末粮食库存,分别为4293万斤、2705万斤、2310万斤。而且1961年库存最低年份的量,竟然比1963-1988年间历年的库存量都高。
同时,这三年,全县还累计征收正税5132万斤稻谷、附加税715万斤稻谷。其中,1959、1960、1961三年农民人均实际负担的税为82斤、64.5斤、39斤(稻谷)。
系列数据中,还有一组重要数据。
查阅仁怀县1959-1961年城镇粮食销售统计发现:这三年该县制酒行业,其它企业用粮达到2242万斤;此外,该县各种饲料用粮271万斤,这些饲料的供应范围为:企事业单位运输用的马、牛和马厂、牛园、商业部门待运宰及在途畜禽,科研部门搞试验或配养的良种禽畜,为国家提供禽畜的国营和集体场站。
当时,对这些畜禽们的粮食供应标准为:拉车的运输马每头每日为5斤,驮物资的马每日4斤,牛每日3斤,百斤以上存栏肥猪每日1斤,百斤以下存栏小猪每日半斤,鸡鸭每日每只2两,奶牛每头5斤。另外,1960、1961年,饲料总量分别压缩一半。其主要原因是,生猪存栏数量大体比上年减少了一半。
全省各地支援粮食,生产茅台
1960年,是现代历史上国人口粮最为奇缺的年份。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各地调集原粮支援。各区县调粮数据为:
遵义11万斤、毕节29万斤、铜仁10万斤、黔东南12万斤、贵阳7万斤、湄潭1万斤、习水10万斤、铜梓10万斤、正安l万斤、赤水4万斤、务川1万斤、息烽1万斤、仁怀20万斤,共计117万斤。
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江津调来70万斤,才保证当年生产出912吨的茅台酒。这个单年生产记录,直到1975年才被超过。
从上述调入粮食的地区来看:
被紧急调粮10万斤的贵州铜仁,1960年属于全国八大旱区之一。1961年再度成为全国15个旱区之一。其中,该地区思南县这三年里人口减少5.1万人 (含外逃)。而且,铜仁下辖的沿河、德江、石阡及铜仁县,均在1959年的12月中旬就已经向省里紧急报告出现浮肿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遵义地区的湄潭一个县,1959年11月开展名义为“反瞒产”、实际为高征购的运动,到1960年4月共死亡12.2万人,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20%左右。死绝户2938户,离家逃荒4737人,孤儿4735人。在抢粮运动中被打死1324人,关押死亡200余人,打伤致残175人。
分别调出10万斤粮食的铜梓、习水两县,其中,铜梓截至1960年底人口负增长121.32‰,全县人口在1959至1960年一年间减少41734人。习水县,这三年减少人口42624人,死绝499户以上。
调出29万斤粮食的毕节地区毕节县,三年减少人口53990人。
……
茅台为何大跃进?
可能很多人难以理解,民间如此饥饿,茅台酒为什么还在继续生产?
原因,一时难以说清。茅台酒厂集体署名的《纪念周林逝世一周年》一文,有如下一个细节,也许可以从中看到某些关联性。
1989年秋天,《茅台酒厂志》的工作人员进京请老首长周林写序时,78岁的周林向酒厂来人问道:“1958年,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有天晚饭后,我同毛主席散步,主席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要保证质量的事,你们写了没有?”
集体署名的文章接下来写道:“毛主席关心茅台酒厂的事,当然要写,要名垂青史。”
毛泽东1958年让周林把茅台酒年产搞上1万吨的情景,在箴元的文章中也两次提到。箴元著有《周林传略》,叙述“上万吨”这个事情的理由是,“茅台酒产量太少,供不应求”。
1959年,周林指示茅台酒厂说:“要保证茅台酒的生产,既要抓钢铁生产,又要抓茅台酒生产”,“对于你们(茅台酒厂)来说,钢铁是元帅,茅台酒是皇上。”
在散步时偶然一句话的指引下,各级政府积极调粮支持酒厂“献礼工程”,使1959、1960年茅台酒的产量分别达到820吨、912吨,真正实现了产量的大跃进;调粮表现越好的地方,通常饥饿死亡的数据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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