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10年第一期 作者:帅好
先引数据:1959、1960、1961三年的时间，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1939吨为中国人自饮。在那个年代能饮茅台酒的当然不是普通百姓。
生产这些酒需要多少粮食呢？
根据茅台酒厂历年使用原粮统计，这三年实际用粮是2260万斤，其中高粱1085万斤，小麦1175万斤。换算合计1.13万吨。
众所周知，这三年，缺的就是粮食。那么，这1万多吨粮食是从哪里来的？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
“灾荒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
茅台酒的产地仁怀县，1949年前，战事、匪祸、天灾、人害，几乎年年都有。当地老人回忆，远的不说，民国时期青黄不接的事情，每个村子都遇过，普遍贫穷是事实。而普遍饥饿、大面积死人的事情，好像没听说。民间酿酒，自然得遵循灾荒伦理底线和灾荒市场规则。
1937年，贵州省政府颁布“违背酿酒处罚规则”（10条）。其中，在天灾粮食困难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熬糖、米浆刮布。“对违禁酿酒者，除将酒没收变价及封禁器具外，并依酿酒量，按当地酒价，处以2倍以上4倍以下罚金，再犯者，处以4倍以上8倍以下罚金”。
担任过仁怀政协副主席的周梦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
建国前，当地遇上旱涝灾害，粮食减产，米珠薪桂，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县严禁煮酒熬糖，禁令森严，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许出售。禁期有时长达一年。
但是，1959年后的几年，仁怀只有“饿魂”了。
三年期间，仁怀大事记
当地文件记载——
截至1959年7月16日，仁怀县有各种病人8384名，其中浮肿5335人，占总人口1.49％。最严重的三元、大同生产队害浮肿的为9％和9.8％。
8月4日，县里贯彻省委书记周林的电话精神。周林要求:各县必须抓紧秋收，大力进行爱国爱社教育，把垮了的食堂，用农忙的形式恢复起来。他还要求:教育小队干部和社员说实话，超产受奖，瞒产批评，私分者要处理。
周林就是仁怀人。电话内容是周林参加庐山会议期间指示给贵州的。
10月17日，县里向农民发出《计划和节约用粮公开信》，信中号召:“忙时多吃，闲时少吃，菜粮混吃。”
12月1日，县卫生科报告:回龙、喜头、学孔等地11名农民有一个多月没吃粮食，水肿不消而死亡。
1959年年底，当年的茅台酒产量为820吨，比大跃进之初的1958年高出197吨，是1953年产量的10倍以上。同年，国家投资茅台酒厂120万元搞扩建。
伴着农民“闲时少吃”和国营茅台酒厂放开肚量“耗粮”，进入了1960年。
2月16日，县里的简报显示:全县发病人数达16864名，其中浮肿9073，严重6141人。1959年12月下旬到1960年2月14日，共死亡3718人（其中，路上死亡217人）。
6月29日，县里决定，今年夏粮丰收，外调150万公斤、茅台原料250万公斤。
10 月30日，全县五级干部会议上，县委书记庞耀增号召说，全县要准备稻草、谷壳、苞谷杆叶、青杠子（一种植物）各500万公斤，红薯藤1500万公斤，荞杆子750万公斤，小米糠75万公斤，蕨巴150万公斤……共5000万公斤。按30％的出粉率，生产1500万公斤“淀粉”，这样，每人能平均50公斤，保证农民减粮不减饭。
12月27日，县里领导又指示安排，茅酒原料从1960年底到1961年6月需要360万斤，饲料用粮60万斤。农民们也许没有想到，秋收带来的不是新的希望；随着这个决策出现的，是死亡率的惊人上升。
1961年县委《大事记》摘要——
1月1日:目前病情上升，死亡率惊人。病人要，一集中、二到口、三休息、四治疗。大抓代食品，以蕨巴为主。
1月18日:病情发展，死亡上升。15日统计，仁怀全县有各种病人24342人，占总人口的7.4％。其中，浮肿6399人，干瘦病4939人，妇女停经、子宫病等6870人，其他6134人。16日止，死亡1045人。
1月24至27日:统计1月1日至27日，共死亡1965人，比上月上升48.9％。全县现在还有各种病人26744人。其中，最严重的有66个生产队，病人占30％－50％。
2月11、12、21日，县里连续开会:分析严峻局势；整顿工作作风；大搞代食品；检讨反瞒产中打人、把个别向中央写信的人关押致死的错误；在10天内堵住不正常死亡现象。
4月4日:至今全县每天死亡人数仍在30人左右。县委指出全党全民共同努力，将全县病人由2.6万多人下降到1.9万多人。
4月8日:今年代食品生产任务为1131.6万斤，不包括茅台酒厂。培训技术，取得经验，全面交流。（代食品原料为前述草本植物。）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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