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边境的挑夫:战争使越南男人越来越娇气(组图)

　　因为是非法穿越边境，“九丙”触雷或坠崖而亡，不会得到政府层面的任何赔偿，充满血色的故事便永远埋葬在了漆黑的夜里。

　　“刚开始，我们也很害怕触雷，走一趟回来赚的钱，一个月都吃不完，也就什么都不怕了。”在浦寨“国门大厦”前的广场上，一名越南中年妇女说。她白天挑着竹篓，向中国游客兜售越南产的荔枝，夜里则要穿越雷区，背着中国商品返回越南。

　　“咔嚓，咔嚓。”在浦寨的关口，一只光脚丫踏碎了洒落在地面上的贝壳。一名中年女性“九丙”背负着大箱子，左脚上还穿着沾满红色泥巴的凉鞋，右脚的鞋子却不见了踪影。

　　“他们的脚都敢在尖锐的碎石上走路，踩碎几片贝壳算什么?”对于执勤的边防人员来说，“九丙”的故事已不再稀奇。

　　没人愿意承认自己是“九丙”

　　59岁的越南华裔老莫，年轻时曾在广西师范大学留学，一度闯入仕途，成为谅山政府机关的教育官员，1978年排华浪潮席卷全越，遭当局清洗回乡务农。

　　“中越是打断骨头连着筋。”梁文波的舅舅一家就住在三十多公里外的越南谅山，二十多年前，老人也曾跨过边境探亲，顺便做“九丙”。此后，音讯全无。

　　“九丙”，这一行当的出现，缘于中越边境地区的传统通婚关系。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战场的硝烟尚未散尽，就有越南边民冒着触雷和“通敌”的风险，穿越越南边防兵的枪口，穿越雷区来中国一侧探望亲戚。其间，这些越南边民大都会带一些日用品回去，邻居和朋友难免要求分享，或者高价转让。

　　他们也发现了两国经济水平差异带来的甜头。当时，很多越南年轻人的梦想，就是拥有一辆自行车。阮俊青算了一笔账，一辆自行车不过两百元人民币，这可以换取两百多公斤越南八角茴香。在中国市场上，一公斤八角茴香又可以卖10元。一番倒腾之后，就是1800元的高额利润。

　　阮俊青的姐姐嫁到了中国凭祥县城，姐夫是供销合作社的司机，能够搞到大批的中国自行车，这是阮俊青的第一桶金。后来，他又雇用“九丙”，把大批废铜和蚬木材质的砧板从越南运到中国，这些都是越南当局明令禁止出口的物资，利润自然也很高。

　　尽管收入颇丰，在越南，却没有人愿意轻易承认自己是“九丙”。

　　与中国浦寨对接的是一河之隔的越南新清口岸。傍晚，当南方周末记者由此进入越南时，立即被十几名手拿背带的越南人围了起来，“老板，运货?”人群中有人在用生涩的中文揽活。

　　“他们已经一连两三天没有活计，家中的生活也便失去了着落。”59岁的老莫是一名越南华裔，他在新清口岸的隔离墙外开了一家越南菜馆。竹木结构的店面房门口还挂着两个红灯笼，内设的雅间是给中国客商和游客准备的，越南人大多坐在店门前的那排简易长凳上。

　　年轻时，老莫曾在桂林的广西师范大学留学，毕业回国后分配到谅山中学教书，一度闯入仕途，成为谅山政府机关的教育官员。好景不长，老莫赶上了席卷全越的1978年排华浪潮，遭当局清洗回乡务农。几乎在整个八十年代，都是妻子带着四个孩子插秧割稻，操持鱼塘莲藕，老莫白天睡觉，夜里做起“九丙”。

　　“做‘九丙’就顾不上尊严了。”老莫说，很多“九丙”在出发前，都会戴上一顶绿布的硬壳帽子，它既可以遮阳避雨，在遭遇到越南边防兵时，还会唤起士兵的同情与宽恕。

　　这是一种由椰子壳作为骨架的帽子，最外层包上了一层绿布，在长期的丛林战争中，绿色正是亚热带地区作战的伪装色，越南男人大多酷爱绿色的军装，条件再差，也要配上一顶绿色的椰壳帽。

　　尊严，却不是一顶帽子能够挽回的。老莫说，那些年，他要忍受鄙视，苦苦哀求中国的边防人员通融，免去一块钱的过路费。做一趟“九丙”下来，也只不过赚得七八元人民币。

　　“九丙”，这一活跃在中越边境二十多年的特殊群体，今天已算是风烛行当。1991年越共“七大”以来，越南当局相继出台“北部重点经济区”等优惠政策，把边境地区的开放开发作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点，不少大陆和台湾企业前来投资设厂，许多越南人也不愿再做危险的“九丙”，而是选择到这些外资工厂上班。

　　老莫家的后院里，几十只小鸡仔正快活地觅食，这也是中越边贸的一个缩影。越南的粮食价格和劳动力成本都很低，“九丙”把中国产的鸡仔背到越南，分发到各农家饲养，待这些小鸡仔羽肉丰满后，再由“九丙”把它们背回中国的餐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