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浩然的农民意识
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一个作家或者一个学者假使只属于他的专业的那个行会，他就慢慢养成从他那行会的观点来观察生活的习惯；可是从行会观点来观察世界，不管这种观点属于哪个行会，——高级的还是低级的，庸俗的还是理想的，对于思想都是有害的。”如果说中国的农民可以组织行会，那么浩然就是属于这个“行会”的“作家或者学者”。称浩然是个“行会作家”一点也不为过——他终其一生都是“从他那行会的观点来观察生活的”。当然，中国的农民毕竟不同于西欧的那些行会中人，他们有其独特的意识形态，即农民意识。中国农民和土地有着天然的联系。他们安于土地，守望土地。即使成为士绅，他们也要回乡置地。这种土地情怀，使他们具有很强的自私性和保守性。为了达到土地的要求，他们会盲目顺从，有很强的皇权中心意识。浩然作为“行会作家”，其创作和文学历程无不体现着这种农民意识。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对于意识形态有相当全面的解释：“马克思的思想一开始就在意识形态的两种大相径庭的意义之间存在着张力。一方面，意识形态有目的、有功能，也有实践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似乎仅仅是一堆幻想，一堆观念，它们已经与现实没有联系，过着一种与现实隔绝的明显自律的生活。”这里，特里·伊格尔顿指出了意识形态的二重性，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具有这种二重性。同样，浩然小说的农民意识也具有二重性，即现实政治力量的目的性、功能性和本身的自律性。
1．浩然的文学作品具有现实的目的性和功能性
这种目的性和功能性可以从国家意志和农民意识两个方面来分析。在国家意志层面，正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要反对西方知识分子话语，提倡中国传统，即农民话语。作为一位农民作家，浩然每部作品都是这种国家意志的宣言。《喜鹊登枝》等小说反映农村新面貌，是对新社会的歌颂；《艳阳天》、《金光大道》这些合作化小说则是表现广大农民对国家政策的拥护；即使《西沙儿女》、《百花川》这些“文革小说”也是一定时期的国家意志的体现。国家意志具有宏大性，而文学创作是极其个性化的事情。如果个人创作与国家意志自由结合，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以国家意志要求作家创作则会泯灭个性，创作就会误入歧途—— 《西沙儿女》、《百花川》就是这样的例证。另一方面，农民意识也支配着浩然的创作。作为受千年压迫的最下层，中国的广大农民是拥护新政策、热爱共产党的。共和国初期的土改和小规模的合作化，充分刺激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浩然，这个从矿区粪堆中走出的工农作家，以自己的切身体验歌颂新政权，是真实的。即使有一些夸大，也反映了农民的愿望。甚至如《艳阳天》、《金光大道》这种政治概念小说，也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艳阳天》写了乡土生活的韵味和生活细节的生动。文中萧长春的隐忍不发、坚强不屈的性格，无疑是时代的一种人格榜样，同时也有焦淑红的美丽温馨和马立本的幽默。小说中也展现了国家意志对于乡村家庭伦理的冲击。在革命冲撞中，父子关系、男女关系的严格界限被打破。小说中韩百安父子关系几乎是颠倒的，儿子对父亲私藏粮食的指责，反映了一种令人不快的真实。至于《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虽然有拔高的嫌疑，但是这一人物却是广大农民愿望的体现：“庄稼人，那些推倒了三座大山，砸碎了身上枷锁的庄稼人，举起手里的劳动工具，欢呼着，歌唱着，冲出古老的村庄，在那金光灿烂的大道上，前进啦！”农民们希望进步，希望有人领导他们过上好日子。高大泉一些不尽人情的行动是这种愿望的理想化。
2．浩然文学作品的自律性，即与现实隔绝的一面
文学是“一堆幻想，一堆观念”，其与现实关联仅仅是文本表层的；而深层思想上，则是与现实断裂的。人们不止一次的评价浩然的小说脱离现实：1994 年11 月13 日，张扬在《痴迷与失误》一文中说：“《金光大道》在艺术表现上并没有什么成就，那种概念化的描写，那种假大空和佯装的幸福感，都是‘文革’特有的东西。”1998 年第6 期《文学自由谈》发表了杂文《你应该写的是忏悔录》指出：“农民遭遇的坏事没你的份儿，农民没碰上的好事你全碰上了，‘文革’中和江青同看一场戏，同吃一桌饭，提名为文化部副部长，出入有直升机，生了病住北京三零一医院......”袁良骏在1999 年8 月25 日《中华读书报》以《“奇迹”浩然面面观》为题尖锐提出：“浩然的确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大言不惭、自我吹嘘、自我膨胀的奇迹。”等等，不一而足。不过，浩然却自称：“我从来没有否定我的过去。我不会改弦易辙！”那么，为何当事人与评论者有如此大的差异，浩然该不该后悔至于忏悔呢？其实，作为一名作家，他没有任何可悔的。当英国工业革命的污染把伦敦变成“雾都”的时候，湖畔诗人们回归自然是无可非议的，浩然也有浪漫的权利。浩然不是一个完人。也许，他仅仅想做一个小作家，也仅仅有这点实力。只是由于时代的风云把他推到文化部副部长的位子上。在浩然的骨子里，他仅仅是一个农民，有那种自保性，他身上体现的是农民的自私性——保一己的平安，其他的都与自己无关，甚至伤害别人，也与自己无关。从这个角度来说，浩然歌颂理想脱离现实，就可以理解了。
浩然无法摆脱他的身份，每个作家都不能真正地背叛他的身份。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浩然的作品有其独特存在价值。抛开历史的因素，其彰显的农民意识，是不错的研究标本。每一种思想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只是不能任其恶性发展。
四 浩然标本的意义
本文无意对浩然本人进行评价，仅仅以其为标本，求得共和国“二十七年文学”的一些脉络。其实，作为一个生命个体，浩然具有那个时代农民知识分子的一切优点。浩然忠厚、善良，始终有农民式的谦卑的笑。浩然是一个悲剧，或者说，一个好人出现在不恰当的时代，承担了不恰当的责任。作为一个标本，浩然是“所指”，所指的“浩然”不若称为“浩然现象”：他们是一群作家构成的整体，除了浩然本人外，还有赵树理、柳青、周立波、李准等人。浩然现象留给世人正反两面的反思。
1．作为浩然标本的反面教训，文学与政治天生不是一对双胞胎
文学有文学的独特品格，而作为创作者的作家更有其个体差异性。政治，有急功近利的一面，要求服务于现实，服务于统治者的意志。这样政治此在与文学的彼在的张力使它们天生有距离。浩然们在那个时代，与政治结下了畸形的兄弟情意，到头来只能发现不是同路人。如若浩然们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一种审美的态度关照世界，中国的文学传统也许会有长足的发展。当代，回归民间，也许是对他们的一种追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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