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相同的是,3个孩子身上的衣服,都同样脏得“锃亮”。
车站附近快餐店的一个店员告诉记者,3个孩子经常来这儿捡别人吃剩下的食物。
街口买饼的摊主说,出于同情,他偶尔会给他们几个饼子。马路对面的超市老板记得,从洞口经过时,他曾给孩子们塞过一些钱,也问过他们“为什么不找个工作”。
黄毛儿的回答是,自己本想当保安,但身份证弄丢了,户口“在爸爸手里”,他“不愿去找他”,所以身份证一直没有办下来。
同样17岁的大个儿是3个孩子里最高的,身高一米七出头的他,比黄毛儿高了半个头,常把瘦小的小宁扛在脖子上。
大个儿的情况和黄毛儿很相似,同样有一个早早就抛下他的母亲,不同的是,大个儿的父亲去年去世了,他已拿不准,自己要回的“家”,究竟在哪儿。
这个总是带着憨厚笑容的孩子,当过快递员,送过外卖,还曾被老板骗,一分钱工资没有拿到,就被赶了出来。
而3个孩子中年龄最小的小宁,把墙洞当成了一个隔三差五的歇脚处。
他家其实离北站并不远。在这间七八平方米的砖房里,占据房间一半空间的炕上,堆满了衣服和被子。砖房的前面,就是用棕红色土砖垒成的简易公厕,厕所门离他家不到一米,整个房间常年笼罩在恶臭当中。
小宁两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就离开了这父子俩。白天父亲出去工作,把小宁自个儿锁在家里。小宁打破门上的玻璃,父亲就在门框上装了铁丝网,小宁又用老虎钳剪破门框上的铁丝,再次爬了出去。
起初他只是在附近玩耍,后来却越走越远,离家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原本焦急寻找他的父亲,慢慢习惯了这个儿子常年在外流浪。
父亲也想过,或许等这孩子“上学就好了”,但是,小宁是个非婚生子,都快8岁了,仍然没有出生证明,也没有户口。学校的大门似乎遥不可及。
他不愿意待在家里,宁可和其他两个“大哥哥”一起,挤在那个只有厚床垫大小的空间里。
“要是回家,我就得和我爸一起捡破烂。”方大爷曾听到小宁这样描述可能的未来。黄毛儿劝他:“别回去了,我们养你。”
就在他们栖居的墙洞对面的街上,恰好有一所小学,趴在洞口的小宁,如果向东远远地眺望,可以看到那所学校的教学楼。
派出所的民警表示,他们是在当地报纸的新闻发出来后,才听说有这么一群在附近穴居的男孩。“能怎么办呢?”一名民警叹着气说,“这样的流浪儿太多了。”
洞里有常住人口,也有暂住人口,每个住在这里的孩子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故事加在一起,成了这个洞的故事。
去年9月,第12届全运会在沈阳召开,黄毛儿、大个儿和车站附近的其他流浪者,都被驱逐了。冬天,有个方大爷没见过的成年人,曾在洞里窝了几宿,后来也离开了。
今年过了年,附近查得不那么严了,黄毛儿和大个儿扛着被子,都搬了回来。
但大个儿其实并不想一直这么住下去。他总是惦记着去大连闯荡,“出海跑船”,或者“等满了18岁就去当兵”。
黄毛儿也曾差点离开这里。一天中午,方大爷看见黄毛儿领着一个女孩子,抬手指着洞口告诉她,“这是我家”。女孩一脸惊讶:“这是人住的地方吗?你跟我走吧。”
黄毛儿爬进洞里,把自己的被子叠好,背在背上,和女孩走了。
但当天晚上,方大爷又看到,黄毛儿和以前一样坐在洞口。“人家是上班的。”这个在渐渐长大的孩子,只用了这一句话,解释当天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
只有这个小小的洞口,无条件地接纳着黄毛儿、大个儿和小宁。有的时候,孩子们回来,会发现洞里“多了个兜儿”或其他什么东西,那是其他的孩子在这里暂时落脚的时候落下的。
然而,所有的故事都终止在洞口被封上的那一天。
没有人知道火车北站后勤部门何时发现,自家墙面上的排风洞成了“流浪儿之家”。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当地媒体报道后的第二天,他们就采取行动:比原装的铁栅栏更细密的钢丝网,被堵在了洞口。施工的人抵达排风口边上的时候,3个孩子已经提前得到消息,抱着自己的被褥和瓶瓶罐罐,提前搬走了。
北站的工作人员表示,“不知道孩子们去哪儿了”,他们推测,应该是“被安置了”,但“这不属于我们的权限范围”。属于他们的职责,只有对排风洞的处理问题。
火车北站站前派出所的民警则表示,他们从未介入过这件事,当地报纸的新闻发出来后,才听说有这么一群在附近穴居的男孩。
“能怎么办呢?”一名民警叹着气说,“这样的流浪儿太多了。”
年龄最小的小宁,被南湖派出所的民警送回了家,但没过多久,他再次离家出走,不知道“跑去哪里了”。他的父亲又气又急,描述着儿子在他“炒个菜的工夫就不见了”的过程。
方大爷最后一次见到大个儿和黄毛儿,是在洞口被封上后不久。排风洞斜对面的小学前,有个临街的空房子,没有门,窗口的玻璃也早就被人拆走了。黄毛儿和大个儿卷着铺盖住了进去。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方大爷照常上班时,发现那个小小的空房子已经被拆除了。大个儿和黄毛儿连人带被子都不在那儿了。
从那时起,他再也没有见过那两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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