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
“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新京报：时隔多年，单靠这些表格，你是怎么找到这些当事人的？
徐星：到处问，大的地方没变，但具体到乡、生产队这些地址都变了，以前都是意识形态色彩很重的地名，比如红旗什么的。我先问岁数大的人，以前红旗那个地儿在哪儿，再去找人，反正在农村，都还知道。
新京报：最后找到了多少人？
徐星：我拿到了22个“现行反革命”的资料，有些人是一八九几年出生的，可能不在人世了。初步筛选了15个人作为采访对象，有的人后来没找到，有的不愿意接受采访，最后选了12个。另外有个叫胡俊录的老人，还有两个同案犯不在名单里，但我也采访了，所以片子里实际出现的是14人。
新京报：他们的“反革命罪行”主要是哪些？
徐星：片子里的人当年的罪名看起来很可笑，比如“写反革命信件”、“吹捧刘少奇”、“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像”等等。当时，任何事任何罪名都可以加上反革命。
新京报：最重的判了多少年？
徐星：一个叫林品新的人对文革有疑问，写了封信，就为了一封信，判了20年，罪名是恶毒攻击文革和社会主义制度；当事人周明夫，罪名是“用气枪污蔑伟大领袖画像”。当时生产队有一杆民兵训练用的气枪，枪把已经沤烂了，第二天就来人把他给绑了，说他玩枪时瞄了毛主席像一下。房间里就三个人，他知道谁举报的，但他不说。
新京报：找到他们时，他们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徐星：大部分人都生活孤苦。他们中，当年只有两个人的妻子没要求离婚。这十几个人里，如今还有好几个是老光棍。林品新家父母都八十多了，还种地、挑红薯，住着风雨飘摇的木房子，连窗户都没有。
新京报：他们在回忆时，用得最多的词是什么？
徐星：“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八个字，几乎每个人都说过。
感受
50年，恐惧还在心里
新京报：他们为什么愿意对着你的镜头回忆这些？
徐星：我自己就是底层的人，无车、无房、无工作、无保险，很容易和他们亲近。
另外，我是第一个专门去和他们聊文革的人。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没和别人说起过，有的是自己都没想过。有的也可能是没人可说。
新京报：采访中，面对那些老人，你哭过吗？
徐星：哭过，但我要克制自己，不能用我自己的情绪感染他们，影响他们。我没有嚎啕大哭，眼眶湿了。那是当我拍完，拿着机器往回走，离开他们的时候。
新京报：是什么让你眼眶湿了？
徐星：哭是因为我觉得好多人的恐惧到今天还有，这已不能用可怜来形容了，这是多大的悲剧？50年了，心里的恐惧到底是哪儿来的？为什么让它持续到今天？
新京报：挥之不去的恐惧注定会影响他们的生活。
徐星：有个徐兴林，当年被朋友告发，说他参加反革命集团。从监狱里面出来快50年了，他一直不敢交朋友，他家离县城很近，但他几十年都不去县城。
除了恐惧，还有控诉。谈到政治两个字时，徐兴林说，“你要是说我偷东西，你拿出证据来，政治这东西，说你是你就是。”到今天他还这么想。
思考
没人关注文革中的农民
新京报：纪录片出来后，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改善吗？
徐星：我觉得没有，他们还是在农村里生活，能有什么改善呢？
片子在他们村子里放映时，当年迫害他们的人也去看了。我尝试过采访他们，但是没成功。
新京报：那受迫害者现在有什么诉求吗？浙江放映会上，我知道他们还在提补偿的事？
徐星：他们出来之后没有得到补偿，就抱怨为什么工人、知识分子都有补偿，就我们农民没有？其实越没有反抗能力的人，承受的压力最大。西方有句谚语，穷人的税是最高的。
新京报：农民好像也一直是文革研究中的空白？
徐星：对，大部分相关的纪录片都是拍知识分子、官员，我没见过有拍农民的。我确实觉得文革研究在农民这块儿有巨大缺陷。
我很同情这些最底层的人，你没办法用现今“正能量”的这套价值观来影响他们，他们的生活完全不是那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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