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部分获罪农民现状:生活孤苦 妻离子散(图)

　　4月2日，北京大屯的家中，作家、导演徐星展示文革时期“现行反革命”犯人登记表的复印件。

　　历时三年多的寻找、拍摄、剪辑，这台电脑帮徐星完成了135分钟的纪录片《罪行摘要》。

　　对话动机

　　作家徐星变成了导演徐星。

　　22张37年前的“犯人登记表”让徐星拿起了摄像机。去记录文革中农民的烙印。

　　寻找用了一整年，拍摄一年多，又花了一年多剪辑成片。135分钟的纪录片，里面的14张面孔，最年轻的也已年过古稀，时隔50年，他们说出最多的词还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而他们的罪名，在当年被冠之以“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冒名借刀杀人书写反革命信件”、“吹捧刘少奇”等。

　　在杭州放映会的展板上，印着徐星的一句话，“我期望以后的年轻人，不再生活在谎言中，这就是我拍下去的动力”。

　　人物简介

　　徐星

　　58岁，作家、纪录片导演，曾为北京全聚德烤鸭店服务员、清洁工。1985年发表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被称为中国现代派小说的开山作品之一。近年来独立拍摄纪录片，作品有《我的文革编年史》、《崖畔上画下你眉眼》等。

　　今年，徐星完成了最新纪录片《罪行摘要》，讲述文革期间浙江地区十余个“现行反革命”农民因言获罪的故事。

　　冲动

　　这里有命运的必然性

　　新京报：你为什么想到拍成纪录片？

　　徐星：看到那些登记表后就被它吸引，当时特别冲动，觉得应第一时间就去找这些人。

　　新京报：登记表上的什么内容吸引你？

　　徐星：那是22张1977年的“犯人登记表”。已经发黄的登记表背面，一张张人脸与油墨混在一起，透过纸张都可以看得清楚。2010年，我在画家朋友家发现了它们：早已变成了临摹人物的草稿。这些人都是农民，这是命运的东西。

　　新京报：为何上升到“命运”的高度？

　　徐星：这是历史态度问题，到今天还有好多人在美化文革，我经历过那个时代，那时只要出门去找，大街小巷，准能找到打人的，准能听到皮带抽到人身上那个特殊的声音，你看到那些很血淋淋的事儿，终生难忘。

　　新京报：经历过文革，看到登记表，拍成纪录片，这就是命里的必然？

　　徐星：80年代末我出国后，发现很多书和资料是我从没接触过的东西，再对照我从小长大的环境，受的这些教育，我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我觉得必然性是在这儿。

　　新京报：当初为什么想拍成纪录片，有没有想过写成小说？

　　徐星：有想过，写小说可能会有点儿难，但可能会有本书，“nonfiction”，非虚构写作。这个得等一等，在我有体力时，时间还是应该用来去拍，使劲儿拍。写靠一支笔一张纸就行了，但是拍的话，要是不赶快去做，这些老人就没了，特别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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