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警卫团干部谈中南海工作内幕 亲历抓捕四人帮

　　会议的调子主要是指责彭老总反党，说他“是魏延”，“头的后脑勺上长着反骨”。而没有一个发言涉及实际工作中的重大失误之类的问题。开始彭总在下边坐着，回答问题时站起来。后来让他和黄克诚上主席台，在前排执行主席桌子两头坐着，各放一扩音器，随时回答问题。

　　会议后期，有人批评朱老总，说他有野心，说每次党内右倾都有他的份。朱总讲话时答：“我总认为，都是几十年的革命同志，怎么会反党呢？”

　　会议结束那天下午，毛主席、林彪到会并讲了话。

　　为彭德怀看新居

　　彭老总在军委扩大会议被批斗后，不能在中南海居住了，中央决定他搬出中南海永福堂。

　　1959年国庆后，上级派警卫局和警卫团的相关人员（局里有田畴副局长、警卫处曲琪玉处长，团里警卫科长王少微和警卫参谋华方治），乘车去海淀挂甲屯村，该村位于北京大学西，西苑东，叫吴家花园的地方。在挂甲屯村的南边，紧挨村边，花园的面积很大，方圆有二三华里，里边房屋不多，西北角一处正在修理的房子，是给老总和他正在上大学的侄女住的，因老总腿有关节炎，工人正在装木地板，院内还有一条东西流向的小溪。

　　走过木桥，有一处当时不用的建筑，通过几道隔音的防护门，进去有几间房间，据说此处曾为一个秘密电台。准备给彭总住的房子，李克农上将曾住过。

　　除了两处建筑，剩下都是可耕种的田地，有的已种下菜和庄稼，但是边上还有不少长满草的荒地。后来听说彭老总居住期间带领工作人员开垦这些荒地，种了很多庄稼和蔬菜。

　　有一位50多岁的老同志，负责照管院落，兼种蔬菜和庄稼，周围有两米多高的围墙。

　　田副局长说：“杨尚昆主任传达中共中央的决定，彭搬住新居，给他配一辆吉姆车，每周给他放一次电影。”彭总说：“我已经不工作了，不需要车了，如果有事用车，我临时要。”杨主任坚持要给他一辆吉姆车，彭总说：“那就不要吉姆车啦，来一辆小型胜利牌车就行了。”杨主任说：“老总，中央已经决定了，就别变了。”老总再没有说什么。

　　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现在写这记忆中的往事，感到难受得很。老总只不过是为人民的利益，说了实话，却遭到如此下场，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令人痛心的遗憾。

　　中南海“破四旧”

　　在文革初期，到处都在轰轰烈烈地搞“破四旧”。

　　1966年8月的一天，西门警卫报告：“门外来了一队红卫兵，要进中南海砸‘四旧’。”我急忙赶到门外一看，有三四十个中学生红卫兵，多数身穿军服，头戴军帽，腰扎皮带，臂戴“红卫兵”袖标，举着红旗，有的还拿着木棒铁棍。我让他们停在门外，找带队的问：“你们有什么事？”一女学生说：“要进中南海砸‘四旧’。”那时，是造反有理的时期，我无权答复他们。我先请他们稍等，然后将他们的要求和门外的情况报告领导，一般领导对此突然出现的问题都不敢决定，最后上报了毛主席，主席答复：“那就让他们砸吧。”领导经过反复商量，最后告诉我答复内容：“我们中南海里也有造反派，我们一定按你们的要求认真地砸中南海的‘四旧’，请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做得好的。”他们听了我的答复后倒是很听话，拉着队伍走了。

　　中南海机关立即开会，分头行动，有的向北京市求援，需大型吊车和载重卡车。把新华门、勤政殿、银安殿前的石狮子、怀仁堂前的景泰蓝铜狮子连夜运到万寿路一机关空院放起来。机关动员工作人员，部队调动干部战士把瀛台、勤政殿、丰泽园、春耦斋、居仁堂、东八所、万善殿、怀仁堂、西花厅、紫光阁、武成殿等所有匾额、楹联统统摘下来，运到中南海静谷假山上的几所空房里放起来。除了古建筑房顶上的文兽没动外，大部分的“四旧”真正彻底“砸”了，中南海是如此砸的“四旧”。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领导决定新华门的石狮子搬回原地，怀仁堂门前的景泰蓝铜狮子被外交部请去服务了，瀛台、勤政殿、丰泽园、春耦斋、东八所、万善殿、怀仁堂、西花厅、紫光阁、武成殿等所有匾额、楹联又挂回原处。由于中南海以特殊手段“砸四旧”，使这些文物完好地保存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