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研究，大厅内换上副指导员马庆忠；东南便门副队长孙保国；大门口以往都是战士哨，为了表面上不显示异常，放一个分队长；中南海西门由指导员锡良庆和一区队干部负责。其余原定的方案不变，本应7点加好哨，我6点半就到了现场。不一会，二中队队长冯德振也带领值勤干部战士到了现场，按预定方案进入各自位置。我和冯队长对怀仁堂会场安全和警卫部署进行了检查，一切都无问题。
不一会，负责抓捕“四人帮”的各组汽车开进了怀仁堂东院，规定：汽车大灯一亮，东南便门立即打开，其他车辆都停在中南海西门里的变电站隐蔽起来。
汪东兴和随同副局长武健华及汪的秘书孙守明也来了，汪东兴对我说：“华方治，你在哪？”
我答：“我负责全会场的安全，并具体负责大门和东南便门。”
“别管那两个门，重点管一个。”
“是！”我回答。
汪及武、孙进大门里去了。
叶剑英老帅来了。他下车后和副局长邬吉成握手，又和服务员握手寒暄、谈笑风生，显得异常兴奋，进了怀仁堂。紧接着华国锋从游泳池方向步行来了。
7点45分左右，王洪文来了，待他进大门时邬吉成副局长叫住了王的警卫员，让他到东南面司机休息室开会。我赶忙去东南便门，几分钟光景看到王洪文铐着双手从怀仁堂东饮水处便门被架进了红旗轿车里。看此情形，我和孙保国都看着对方笑了。车灯一亮我们两人一人开一扇门，车开出了便门，向万字廊方向开去了。
这时张春桥来了，进大门时，邬副局长同样让张的警卫员开会去了。我又再到东南便门，一会儿，看到张春桥与王一样从饮水处便门出来（张未上铐），由两个人紧靠着推进了红旗车。车灯一亮，我和孙保国又开了门，车同样向万字廊开去了。我正在兴奋之时，武健华副局长匆匆出来对我说：“华方治，别撤警戒，姚文元马上来。”
我说：“好！”
十几分钟后，姚文元来了，他“噔、噔”地快步上了怀仁堂大门台阶，邬副局长又把姚文元的警卫员叫到了司机休息室。我又去东南便门，看到姚被架进了备好的汽车，按以往的做法，开门、车出门后同样向南开去了。后来听说给姚上铐时他大喊警卫员。这位“理论家”也不想想，在中央的心脏怀仁堂抓你，即使喊来警卫员你们能抵挡得了？
汪东兴从怀仁堂出来大声说：“华方治，怎么201（江青住处）的车还没出来？”“我不清楚。”我答道，马上跑步向宝光门去了。
我看到江青住处门前灯全开了，车都停在那里，没有看到有人上车像要开车的样子。这时，武健华、孙守明都跑步向201方向去了。在此前武还问我，从201到八区（官园新建的首长住宅）出西门好，还是出西北门好？我说都方便。
不久，从201开出的车队经怀仁堂门前出了中南海西门。至此，震惊中外的抓捕“四人帮”的行动算是圆满地结束了。
汪东兴给李先念打电话兴奋地说：“先念同志，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啊！”
紧接着，首长又分别找了耿飚、迟浩田、吴忠等人谈话，9点40分首长们离开了怀仁堂。
怀仁堂又处于宁静之中。
庐山会议后，继续批斗彭德怀
1959年，庐山会议决定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为反党集团后，8月份在中南海同时召开两个会议：国务院小礼堂开外事口会议，批斗张闻天；在怀仁堂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批斗彭德怀和黄克诚，捎带洪学智。
会议从8月18日开始，到9月12日结束，中间有几次休会，实际开会时间约半个月。我从始至终，参加了会议警卫工作，还能回忆起会议的一些情景。
会前，主席团在怀仁堂东休息室开会，会议开始，主席团在主席台上就坐，执行主席在主席台前一排。毛主席和林彪没有参加会，朱德、贺龙、陈毅等坐在主席台上，彭德怀身穿黑色中山装坐在下边。执行主席我记得有许光达、苏振华等坐在前排。会议主持人宣布开会说：“我们今天开会，面对面地和彭德怀同志作斗争……”会议多是提问题，让彭回答，有时不满意答复，形成吵吵嚷嚷的起哄，开始彭老总还是很气愤地和一些提歪理的人争辩，如：一个带眼镜的少将，起来质问彭老总：“你拜会赫鲁晓夫时说‘代表党中央、毛主席问候他’，你有什么资格代表毛主席？”彭老总很气愤地回答：“我是军事代表团团长，当时还是政治局委员，出于礼貌，我为什么不能代表毛主席？”把那位当过武官的外交官将军顶得哑口无言。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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