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伤心不被包容
多鲁洪（男，41岁，民族出版社音像部副主任，来自库尔勒）：我是23年前上大学来北京的。我是当地的高考状元，但我们当时所能上的最高学府就是中央民族大学，去不了北大、清华。我留在北京主要是因为自己的事业发展，也有许多辛酸苦辣：一方面我们跟其他人一样有住房、交通方面的压力，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饮食等习俗不同。我家不久前卖了新源里的房子，主要原因是辖区的派出所和街道机构等对民族和宗教政策认识比较少，我们很多方面不被理解，尤其是 “7·5”事件之后。后来我搬到和平里，这里住着民族出版社各民族同事，街道等各机构对民族政策了解更多，我在这里感觉更能被包容。此外，在北京的很多维吾尔族人还会遇到一个难题：孩子入托问题，因为北京大部分幼儿园没有清真餐。现在孩子入托本来就难，维吾尔族孩子就更难了。
阿孜古丽（女，40岁，餐饮公司管理人员，来自乌鲁木齐）：我在北京一个餐厅做管理工作。我以前在乌鲁木齐也开过一家餐厅，“7·5”时，我还让三名汉族人躲进我的餐厅，当时我的餐厅被砸了。暴恐事件让我们维吾尔族人的生活也受到很大影响。前两天我去天津，手机没电了，我找一个网吧上网充电。可管理员拿我的身份证在机器上刷了一下后，说不能给我开机。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你是新疆来的。我心里真的很难受，当时就哭了。当然，我们单位的领导特别关心我，我的汉族朋友也非常关心我，其实好人还是多。
古丽（女，37岁，个体商人，来自乌鲁木齐）：很多新疆来的朋友到北京只能住在新疆办事处。上次从新疆来了一个朋友，在快捷酒店办入住后10分钟，就有警察来查他证件，问他为什么来北京等。我说每个人都要这样问吗？警察直接说不是，主要查维吾尔族人。
麦尔丹：（39岁，个体商人），我是在北京土生土长的维吾尔族人。我们生活中一个很大的不方便之处是办护照问题。在新疆基本上办不了护照。我爱人的护照过期了，回新疆重新办，找了很多关系，整整用了两年多才办下来。
恐怖分子与民族无关
多鲁洪：对于暴恐事件，大家都是反感的，而且是坚决反对的。实际上，对这种问题，作为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我们更着急，我们也更愿意帮助国家，共同把社会变得更和谐。我认为，维护新疆的社会稳定，维吾尔族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精英，应该是最有效的一支力量，也是国家应该信任的。现在的反恐形势很严峻，因为是互联网时代，它跟工业时代的区别就像大象和蚂蚁的竞争。在工业时代，是大象之间的较量，谁有力量谁占上风;而蚂蚁时代，国家出动那么多的人力物力维稳，但这么大的国家，中间某个地方总有放松的时候。到底靠什么来解决根本问题呢？首先要赢得维吾尔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心。有一些媒体，特别是新媒体，它们一些不实报道使各民族之间不信任感大大增加，这是更大的灾难。其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维吾尔族和汉族的关系很好。现在经济发展了，反而出现了各种杂音，都是因为受负面因素的影响，大家缺乏互信了。
热汉古丽：暴恐事件不是现在才有，从上世纪80年代就有，当时媒体不发达，现在媒体开放了，许多媒体却只强调它的现在，不探究它的背景、历史渊源。现在的报道是就事论事，但民族问题恰恰不能就事论事。这就导致社会上给维吾尔族贴标签的问题。每次暴恐事件发生后，维吾尔族人就说怎么又出事了，日子又不好过了，第一反应是反感这样的事，第二反应就是担心跟本民族联系到一块。但这些暴恐分子杀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种刻意的标签，已经使得只要发生恐怖事件，我们就很内疚。可是，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跟民族无关，我们凭什么内疚？不管什么民族，他杀人犯法，谴责惩罚他就行。
买买提明（男，33岁，伊斯兰教经学院老师，来自喀什）：我是2001年上大学时来北京的。2005年到2010年我被公派到埃及留学，当时埃及局势稳定，老百姓也非常热情好客。2011年埃及局势动荡，我每天都关注埃及的报道。原来那么平安的国家，不仅经济衰退，无辜民众也受到伤害。所以对恐怖事件，我们都不愿看到，因为滥杀无辜民众无论从宗教还是道德角度来看都是被严厉禁止的。
我觉得许多宗教问题还应该从宗教本身来解决。国家的宗教政策很好，但有些政策在新疆一些地方没有落实到位。比如对待戴头巾、留胡子等问题。对于暴恐事件，我相信我们国家有能力彻底解决，不可能控制不了那一小撮人。但前提是能不能早点从源头把问题解决好。
阿布拉（男，32岁，《中国穆斯林》杂志社编辑，来自和田）：我也是2005年公派去埃及留学，我对当地宗教宽容度特别有感慨，当地每一个有清真寺的地方，都有一个基督教的教堂。在宽容的氛围下，民众也比较宽容。我觉得要解决民族问题，必须要利用好爱国人士和宗教人士。只有爱国的、符合党的政策的宗教人士起到作用，那些地区民众的思想才不会被极端宗教思潮占领。但有些地方有知识的宗教人士得不到信任，当不成阿訇。实际上，在南疆，这些人士非常有威望，当地政府应该很好地让这些宗教人士起作用。
多鲁洪：到现在为止，在任何一次恐怖事件中，没有一个维吾尔族的爱国宗教人士、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参与的，基本上都是社会上的闲杂人员，这是明确的事实。所以怎么发挥维吾尔族干部、爱国宗教人士等的作用很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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