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日，达伍提（左）和他的兄弟坐在他开的餐馆前。
12名维吾尔族人的北京故事
编者的话：“暴恐分子与民族无关，暴恐分子是中国各民族的公敌!”近来，在新疆、云南等地发生的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遭到了全国人民一致谴责。各地严防暴恐事件发生的同时，也多多少少给在当地正常工作、生活的维吾尔族人带来了一些不方便，某些地方部门工作不到位甚至使维吾尔族民众出现了思想困惑。16日，《环球时报》邀请12位在北京的新疆维吾尔族同胞，请他们对在北京的生活、各自的困惑以及反恐形势畅所欲言。本报今天六版、七版推出特别报道，记录他们的心声，讲述他们的故事。
“我是中国人”
热汉古丽（女，44岁，民族文化宫信息中心副主任、副编审，来自乌鲁木齐）：我是1988年上大学来到北京的。我从小在新疆军区大院长大，上的是汉语学校。大院里95%都是汉族，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好朋友。即使在“7·5”事件后，我也没觉得跟汉族朋友有什么心理上的不适。但我能感觉到，在新疆的朋友，无论是汉族还是维吾尔族，他们会有这样的心理隔阂。我这几年回新疆，维吾尔族的朋友会跟我说以后别跟汉族人一块玩儿了，小心被自己民族的人收拾。我的汉族朋友还是会主动邀请我，但他们跟我在一起时会刻意回避一些东西。说实话，这种变化我特别不愿意看到。我们这一代，还有不同民族的朋友，但下一代可能就越来越难做到了。现在，我家亲戚朋友的孩子跟新疆当地的汉族小朋友交往越来越少。有时候，一些氛围也会带来限制。在乌鲁木齐，虽然许多学校既有汉族学生，也有维吾尔族学生，但是他们会在一些事上被分开，比如维吾尔族学生生活都是维吾尔族老师负责，汉族学生则由汉族老师来负责。公共机构也这样，在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维吾尔族人就由维吾尔族办事人员来接待。
库尔班江（男，32岁，自由摄影师，来自和田）：1998年之前我一句汉语都不懂，汉语是自学的。我摆过摊，卖过烤肉。2006年我到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当旁听生，没有学籍，但大学认可了我。第二学期寒假，我带着6名同学去新疆黑山村拍摄，那是新疆最偏远的村庄，骑毛驴要12个小时。我们拍了一部纪录片，就是《喀拉古塔格日记》，在全国很多比赛中获了奖。之后我还在清华、北大、人大等各个高校办了很多新疆为主题的文化摄影展，许多人从我的照片中了解了新疆，了解了维吾尔民族。
这次昆明发生的事件，也让我感到很难受。几天前，我出门打车，一连拦了7辆车都不拉我。后来一辆出租车的乘客在旁边下车，我拉开车门就钻进去，司机问我是哪儿人，我说我是中国人。他又问我一遍，我说新疆来的，他下意识地踩了脚刹车。我说，“怎么，您不拉新疆人？”他还是启动车上路了。在车上，我问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他说有一次拉一个新疆人，那人觉得他绕路了，就把他的车窗打碎了。我告诉他，许多新疆人汉语说不好，而且去一个地方只认这一条路，是沟通出现了问题。我一路上跟司机师傅聊天，下车时特意问他：“你后悔拉一个新疆人吗？”他说“不后悔”。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很简单，普通百姓之间只是沟通出现了问题。
其实，很多在京的维吾尔族人当年是北京邀请来的。1982年那时刚改革开放，北京一个考察团去新疆，看到乌鲁木齐南门市场火热的场景，觉得气氛很好，于是邀请一些人想在北京也搞这样一个市场。艾尼瓦尔老哥就是当时来的。他们都是北京的贡献者。
艾尼瓦尔（男，62岁，餐饮业者，来自乌鲁木齐）：是的，我是1982年来北京的，那时候我们一共来了17个人。
达伍提（男，39岁，个体户，来自喀什）：我有3个孩子，在北京一个月挣三四千元钱，基本上够一家人用。在老家，不少朋友比我挣得要多，但我还是愿意留在北京，因为我喜欢在这里生活。
穆妮热（女，23岁，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职员，来自乌鲁木齐）：因为从幼儿园时起就上汉语学校，我身边的汉族朋友很多，有两个从小学一直到现在还保持联系。今年我还收到他们从外地寄来的生日礼物，真的很感动。来北京大半年了，我非常喜欢现在的工作，和同事之间的关系很融洽。说到困难，除了会想家，最大的压力就是房租，其他都很好，幸福感很高，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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